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共生(以浙江一师为视点)

浙江省立*师范学校之前身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作为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后萌生的新式学校，于1906年筹建。其施展新教育与新文学之两翼，经晚清，历辛亥，直至“五四”之后与时俱进的轨迹，是个案，亦可引为民初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互动共生通例的研读。

本书拟以1906年4月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创办至1923年7月浙江省立*师范学校与浙江省立*中学校合并为基本时限，而将此后三四十年代的相关人事视作论题的逻辑外延，依据历史进程、社会思潮、文学发展、教育观念的衍变，历时性地展示现代作家在浙江一师时期的文学活动。发生于1909年辛亥革命前夜的“木瓜之役”与1920年初因“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发的“一师风潮”一首一尾，恰好形成两个重要的历史性标志，对应着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相继发生的两个大事件；与此相应的则是历史巨变时，一师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生命与治学艰难的考验。

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谓的“现代”，不仅标志着改朝换代意义上的一个断代的历史观念，而且蕴含着文化学范畴的文明变迁。在这一语境下，“现代”或指传递、输送某种人文精神、科学理性意识的域外文明的别称。

在史学梳理的同时，本书尤重诗学批评。二十世纪初叶，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文化思潮的感召下，南方一隅的浙江一师破空啼出了自己的初声，更于神州大地听到了彼伏此起的回应。新文化先驱、新文学作家纷纷会聚于一师。一师不仅成了鲁迅、李叔同、许寿裳、夏丏尊、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曹聚仁、丰子恺、柔石、魏金枝等现代作家在彼一动荡时代的托身所在，更衍为他们实践社会理想、培植生命信念的场域。在一师，他们谈学问道，交友结社，读书济世，于电光石火般的思想交流碰撞间，助成了教育改革与文学革命。

本书不仅辨析一师的教育传统（校风）、办学理念、课程设置等播布的精神气质、价值关怀、审美形态，梳理师生、同人结交往来所玉成的文学社团、文学刊物等课内外文学活动及校园文化氛围，更着重考量中国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互动共生的内在逻辑。

笔者将着重还原、凸现其始终标举人格教育，不仅在艺术层面，同时在生存层面激扬“审美主义”这一浙江一师独异的精神向度。

本书拟将研究对象置于文学史、教育史、思想史的脉络中予以考察。追溯新思想、新教育、新文学的结盟线索，烛照社会文化思潮、教育体制、文学思想之间的磨合痕迹，尤关注一师的文学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一脉，其实质的深远承载与意义超越。

笔者重视对原始史料的考证辨析，穷原竟委，力求使一个相对完整的对象世界呈现于研究视阈中。对一师所编讲义、报刊、文件及相关作家的作品、日记、书信、档案等*手史料的倾力搜集、拾遗补阙，有助于笔者研究时全史在胸。

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文化研究、文学史研究等理论方法，并借助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视角及材料，开掘、阐释浙江一师这一知识场域的文学蕴藉与文化蕴藉。文学史视野的确立，意味着笔者不仅关注“木瓜之役”“一师风潮”“湖畔诗社成立”等大事年表，亦关心、捕捉诸多微妙的生命情境、历史细节，从而发见传统史学“史所不书”处的丰饶、深刻意蕴。

因着特定年代既定的价值取向，相关历史、文学史乃至校史均被诠释为一部革命史话，甚至化约成革命神话。一师及相关知识分子的多元谱系、历史演进的复杂面向大都为既有史书筛选过滤。一些亲历者的回忆文章也有意无意地被削足适履，以迎合彼一时代激进思潮。针对既有史书对文献资料的删繁就简，本书拟取“化简为繁”的文学史叙事方法，注重原始文献，凸显历史细节，形成一种形散神不散、质感丰沛的特定风格，以期将研究对象置于更其多元的论辩质诘关系中，发见内中隐而不彰的文化姿态与价值取向。从而不仅从观念上，也从叙事方式上反拨既有历史书写的前提与预设。

本书在史料的钩沉考证方面时有去讹存真或填空补阙的发现。如对鲁迅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间的考辨。据出版于日本的清廷游学生监督处《官报》第三十三期、三十四期为证，鲁迅1909年“7月3—7日，入骏河台红梅町杏云堂医院住院。除住院外，在7月和8月，还各‘外诊一次’”；又据《官报》第三十四期“阳历八月分活支款项清单”所载，“支官费生周树人辍学回国川资五十元”；而《官报》第三十九、四十期上，则载周树人已领9月份的学费。按《管理游学日本学生章程》规定，“学生按照西历每月于先月杪如正月学费于12月杪支取持簿赴银行支取不得预支”，从而笔者考证出鲁迅到校任教的时间应为1909年8月、9月间，纠正了鲁迅亲撰《自传》所述1910年到浙江两级师范任教、许寿裳《鲁迅先生年谱》称鲁迅1909年6月到职，以及《鲁迅全集》相关注释称“七、八月间回国”的错误。

又如针对两级师范校舍的“建筑格式与东京高等师范一式无二，据说是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图样拿来照造的”，并据此引申出清政府有意派夏震武上任压制与两级师范学堂中明显的“日化”倾向有关这一观点，特引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全景鸟瞰图、东京高师全景鸟瞰图为证，指出“一式无二”未必见得，东京高师是袭自法式的围砌状建筑群；而两级师范学堂虽则在建筑物外观与内部某些功能分区上对东京高师有所借鉴，但基本格局仍是沿用中国传统建筑以“进”为单位的排布。进而揭示，清政府惧忌的与其说是一师的“日化”，不如说是许寿裳、鲁迅等留日归国教师习得于日本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在一师的传播。

除了史料方面的钩沉出新外，本书更致力于思想、观点范畴的开出新境： 如对“一师风潮”的价值重估，认为以“一师风潮”为界标，前后一师在新文化运动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恰构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互文性关系，社会革命与文学革命互有侧重，彼此补正，又交相辩驳。史家却往往局限于开掘“一师风潮”与“五四”精神相通的社会革命价值，而疏忽了其后一师那更有声有色的文学革命同样应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题中之义。在勉力将深陷于学生运动漩涡之中的一师之舟划归学术港湾的姜伯韩、朱自清等一线教师背后，隐约可见北大蒋梦麟乃至蔡元培悉心遥控着船舵。

本书还以浙一师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五名师生投身中国共产党的筹建活动为历史背景，文史兼容，考论并举，以期更其宏阔地展现其感时应势、风生水起的文学与政治活动。笔者不为研究对象弃文从政、复又弃政从文的表象迷惑，而悉心触探、发掘其所从事的文学与政治活动间诸种复杂深刻的交会、辩难关系。

又如笔者指出，沈玄庐、刘大白、朱自清、叶圣陶、俞平伯等浙江一师文人的创作，见证了新文学初创期新诗的崛起与散文的中兴。耐人寻味的是，与“五四”前后精神气质的沉潜衍变适成呼应，其文体亦大致呈现了一个从诗到散文的集体性取舍趋势。而朱自清发表于1923年的长诗《毁灭》恰似一座界碑，可借作彼时一师文人不约而同作别诗化青春、步入散文人生的宣言。“人”“文”相契，对于浙一师文人群而言，散文书写显然已不止是体现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衍生为表征一种不疾不徐、“前进而不激进”的生存姿态，一种智情合致的思想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借此文体得以关注更其日常、宽广的人文经验，追求个人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形散神不散。

本书注重文本细读，注重对历史主体——无论是文学史、教育史抑或思想史之主体内在复杂性的穿透性审视： 如对许寿裳、陈望道、沈玄庐、朱自清等内在精神演化纹理的剖析，对李叔同以静穆归一抵抗内心的颉颃、丰子恺受一师灌铸的终身人格本是怒目金刚等心象的颖悟，对魏金枝在其小说《校役老刘》中影射“一师风潮”的“失败”、“新校长”俨然是“伪善”的僭权者，刘延陵新诗中缘何不由自主地流连于角落、幕后、阴影等谜面的探寻……力求于幽冥深邃处见新意。如是史学梳理与诗学审视双管齐下，助成本书不仅从文本、原始档案史料等*手资料切入，钩沉考订，去讹存真，还原历史；更将现代作家在浙一师时期的思想、创作、生命情境、精神印记置于特定知识场域中予以专论，探幽烛隐，以期传达出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之别一风神。

1909年8月、9月至次年7月，鲁迅由许寿裳向监督沈钧儒推荐，至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初级师范部的化学课程与优级师范部的生理学课程教员，同时兼任博物课（含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

曾经构想弃医从文的辽远抱负，一时竟不得不为谋生与职业所框限，仍被时潮视为“虚文”的文学亦成了鲁迅尘封的记忆。然而精神救国、启蒙“立人”的志向，却依然百折不挠，每每情不自禁地渗透于他教书育人的每一瞬间。即便翻译科学讲义，他亦兼以美文“美育”；而在担任化学课、生理课时，更是毋忘学生首先应成其为人，孜孜于启蒙“立人”“灌输诚爱”而不倦。

鲁迅“作事常从远处着眼，可是也以认真的态度从小处下手”。如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他提倡种树，别人都笑他傻；因为树要十年才长成，那些人却主张‘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鲁迅先生提起这件事时，却说，只要给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的撞，认真的撞”。

鲁迅与许寿裳、夏丏尊等朝夕相共，相互帮助，如期间鲁迅曾替许寿裳译讲义，绘插图；又如曾赠送夏丏尊一部《域外小说集》。夏彼时初读小说，而以日本作者的作品居多，虽亦曾读过一些西洋小说如小仲马、狄更斯等作，却大都是林琴南翻译的。周氏兄弟所译《域外小说集》使其眼界大开，内中所收的都是更现代的作品，且都是短篇，无论是翻译的态度，还是文章的风格，都与他以前读过的不同，颇有新鲜味。自此以后，夏丏尊除日本作者的著述外，还搜罗了不少日译欧美作品来读，知道的事物多了起来。三十年后，夏在回忆中，仍念念不忘当年在阅读小说方面所受鲁迅的“启蒙”。

鲁迅极少游玩，在杭州教书一年，西湖距住处不过咫尺，游湖却只有一次，那还是因许寿裳新婚邀其作陪才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保俶塔如美人，雷峰塔如醉汉’，虽为人们所艳称的，他却只说平平而已；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和‘三潭印月’，为人们所留连忘返的，他也只说平平而已。”

他喜欢与同事或学生出去采集植物标本，行走于吴山浙水之间，不是为游赏而是为科学研究。满载归来后，便忙着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乐此不疲。斗室中因是堆积如丘，琳琅满目。现仍留存着他三月间在杭州采集标本的记录本；此外，他还准备写一本《西湖植物志》，惜未能完成。在一师期间，鲁迅编定《化学讲义》《人生象斅》《生理讲义》等教材。《人生象斅》长达十一万字，附录《生理实验术要略》后经作者修订，发表于1914年10月4日杭州《教育周报》第55期。该刊由浙江省教育会主办，于1913年4月创刊，1919年3月停刊，计235期。两级师范学堂的同仁李叔同所著《唱歌法大略》、夏丏尊所译卢梭的《爱弥尔》即发表于该刊第125期。《生理实验术要略》系至今能见到的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期间撰写、后正式发表的*一篇文章，弥足珍贵。

鲁迅初到校时，仍着学生制服；或穿西装。彼时他摄有照片： 西装内着一件雪白的立领衬衣，系领带，短发短髭，眼神炯炯，英气勃发。而学生中却仍有留长辫，穿长衫者。部分学生较鲁迅年长，他们在背后戏言： 这么小的教员，我的儿子比他还大呢！

鲁迅在讲授生理学课程时，因学生要求，增加了生殖系统一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生殖器官的组织结构与生理机能，这一内容即使在今日的中学里仍不无暧昧，何况在百年前的清代。彼时其坚裹于千年教化的厚甲里，讳莫如深，并因此每每引发出不无狭邪的“中国人的想象”。然而，鲁迅却坦然对待。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要求： 听讲时不许笑。他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就这样，鲁迅以在科学面前百无禁忌的态度，不仅传授了生理知识，更教会了学生如何尊重科学，精神成人。

鲁迅有一次在化学课上讲硫酸，告诉学生硫酸的腐蚀性很强，只要皮肉上碰到一点，就会感觉像被胡蜂螫了那样痛。后来做实验时，突然有一个学生手按后颈痛得叫了起来。原来是另一学生用竹签蘸了一点硫酸，偷偷地在他的颈上点了一下。鲁迅赶紧过去给这个学生搽药止痛。

另一次化学课讲氢气，鲁迅在教室里演示氢气燃烧实验。他把烧瓶中的纯氢等实验用品带到教室时，发现忘了拿火柴，就回办公室去取。离开教室时，他特意关照学生，不要摇动烧瓶，否则混入空气，燃烧时是会爆炸的。但等他拿着火柴回到教室，一边讲氢气不能自燃，却可以点燃；一边动手做实验。刚将划着的火柴，往氢气瓶里点火，那烧瓶却“膨”地一声突然爆炸了，手上的血溅满了讲台、点名册与衬衫。而他却顾不上自己的伤痛，急着先去照看坐在前面几排的学生，唯恐伤着他们；令其惊异的是，学生在他回来之前，竟然早已躲到后排去了。

事隔十多年后，鲁迅还对房东女儿俞芳述及此事。上述事件在俞芳的回忆中，更多地凸现了鲁迅“对学生爱护备至的精神”这一面。那么阴影中的另一面呢？

手流着血，心更受了伤，深深地刺激着鲁迅，但他却无言以对。

直到多年后，写作《狂人日记》时，那创伤才混融着所有的心灵郁结，终于迸成了那么一句感天动地的呐喊：“救救孩子！”

“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亦是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如是说。

“那也不尽然。”而“我”偏那么回答。

“不。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我”一味任意地说……

在《孤独者》中，鲁迅化身为二，以复调的笔触苦苦展开着关于孩子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后来的坏”源于环境抑或源于天性的论辩质诘。

对于学生、对于青年，他唯有信，唯有寄予希望，唯有爱。那是绝望中的一线希望。

如果说，三年前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课间，目睹幻灯片里中国人被砍头时的麻木神情的那次刺激，曾促使鲁迅从一名医科生转而弃医从文；那么，此时在两级师范学堂化学课上的创伤经历，则使归国后为谋生不得不重拾自然科学旧业的鲁迅，备增临时思想，直至*终成为致力于精神启蒙的作家。

1910年5月13日，鲁迅因祖母蒋氏病故，离校回家料理丧事，“大殓之前，鲁迅自己给死者穿衣服”，“所有丧葬的事都由他经理”，其情其景十五年后一并写入了小说《孤独者》中。是的，鲁迅便是“孤独者”：“木瓜之役”一平息，年轻开明的孙智敏便完成了其过渡人物的使命，不久便由翰林徐定超接任，徐到校后大凡出文告均写有“京畿道监察御史兼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徐定超署”字样，一副官僚作派。挚友许寿裳风潮后即辞职以示清白，远渡日本；曾与鲁迅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及东京弘文学院同学多年的同事张邦和亦不知所在，一时间“木瓜之役”战友分散尽矣！乍一静下来，鲁迅备感寂寞；加之祖母故去，母亲年迈，鲁迅顿生归乡之意。1910年7月，鲁迅辞去两级师范学堂职务，回乡就任绍兴府中学堂教职。

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任教时间，自1909年9月新学期始至1910年7月下学期末，共计两学期。

二十世纪初叶，在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南方一隅的浙江一师破空啼出了自己的初声。新文学作家纷纷会聚于一师。一师不仅成了鲁迅、李叔同、许寿裳、夏丏尊、刘大白、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曹聚仁、丰子恺、柔石、魏金枝等作家在彼一动荡时代的托身所在；更衍为他们实践社会理想、培植生命信念的场域。在一师，他们谈学问道，交友结社，读书济世，于电光石火般的思想交流碰撞间，助成了教育改革与文学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