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荀卿赋到股赋(中华古典理赋的创体与再造)

    第一章创体探索时期：先秦理赋

    第一节赋体基因与赋从“百家”说

  一、文献中的赋体基因

  我国是文学与辞章的泱泱大国。若从有分量的文的历史说起，文的源头在“六经”。细分而言，辞章或文章的源头在《尚书》《礼》《乐》《易》《春秋》，文学的源头在“诗三百”。其实，《诗经》之所以被称为经，并非是从文学角度而言说的。和其并称的“六经”皆是一种泛文的面貌，《论语·学而》中孔子教导弟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即古代文献的统称。

    在先人最初的思维及声音与语言的组织中，随着文明的发展，思想的丰富，表达要求的不断提升，汉语用词与用语的修饰美化途径已然被不断发现并普遍利用，其中最突出的饰文技术就是对偶、排比及铺陈。对偶是利用汉语方块字形音义的特点做对称的文词组合，或正对或反对或流水对。排比是将意义相关或相近、结构相同或相似的词组，或句子并排，不断重复三次或三次以上，以达到强化语势的效果。相关的排偶既是对偶的巨量化，也是排比中最小成分向句子和段落发展的结果。而铺陈则是陈述的时候借用对偶、排比或排偶的修辞方式进行写作的手法。这些都是只有汉语才能够施展的民族特色与言语音乐美、建筑美和语义对称美的技巧，此外还有使声韵抑扬顿挫、高低和谐的技巧等。这些都是韵文用语的基础与核心技术，也是赋文在表达书写上的民族语言基因。

  这种趋势在文献上最初的表现如何呢?试看下例：

  《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满招损，谦受益。”

  《易经·乾卦》：“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易经-系辞下》：“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

    《诗经．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楚辞．国殇》：“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前者已是比较工整的对仗，后者则酷似严格的对偶(兮字的前后三字句)。

    再看其前后的诸子文与历史文：

    《老子》：“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庄子．逍遥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

    《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滔滔不绝的例子，不一而足。历史文献中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像《左传》中季札对周乐的评论文字，《国语》对勾践栖于会稽时施政的铺陈等，都运用了极其精彩的对偶手法，不论是三字句、四字句的对偶，还是排比着的对偶，都被运用得频繁、熟练，巧妙并广泛。尤其在《战国策》中，作者已经成规模地使用这些手法了：

    ‘‘臣闻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王独不见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飞翔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蜻蛉其小者也，黄雀因是以……夫黄雀其小者也，黄鹄因事以。……夫黄鹤其小者也，蔡圣侯之事因是以。……蔡圣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战国策·楚策四》)

    这些为人们所熟悉的先秦典籍中的语言，最容易出彩的，也给人印象最深的，说来基本都是或对偶、或排比、或铺陈。虽然早期没有统一的官方要求和句法标准，但作者们都有明显的视觉和听觉形式的趋同倾向。不仅如此，在文意上也明显表现出对称倾向。毫无疑问，这都是一种对对称和骈偶方式的无特定程式的、无文体自觉的自然追求。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这种自然追求都是在韵文之外的文献中被运用和拓展着的，而且从来都没有停~1I。应当说，赋的因子悄然而来，后成铺天盖地之势，是从“泛文”中孕育的。韵文领域，无论诗体的或文体的，也将从这样的挖掘与甥形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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