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学案

《新诗学案》针对重要的诗学问题，诸如新诗写作与诗人心性的关系、新诗自身的表达之难（亦即达难达之情）、新诗对万物持赞颂态度还是仇恨心理（亦即审美还是审丑）、新诗的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关系、新诗与词语的关系、新诗在语气上如何被呈现、新诗如何有效处理现代经验等等。这些新诗研究中过经过脉的大问题，急需要被厘清，急需要得到确切、坚定的回答。这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通过对当代著名诗人欧阳江河、柏桦、西渡、西川、宋炜、吉狄马加、冯晏等人的个案分析，尤其是甄别有争议的地方，进行深度的剖析和诠释，进而为深入理解和塑造当代诗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敬文东，1968年生于四川省剑阁县，文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已出版《流氓世界的诞生——金庸作品中的四重世界》《指引与注视》《随“贝格尔号”出游》《事情总会起变化》《牲人盈天下》《皈依天下》《艺术与垃圾》《感叹诗学》《新诗学案》《李洱诗学问题》《味觉诗学》《自我诗学》等学术专著，《写在学术边上》《颓废主义者的春天》《梦境以北》《网上别墅》《多次看见》等随笔、小说和诗集，《被委以重任的方言》《灵魂在下边》《诗歌在解构的日子里》《用文字抵抗现实》等学术文集。获得过第二届西部文学双年奖•小说奖（2012年）、第二届唐弢文学研究奖（2013年）、第四届东荡子诗歌批评奖（2017年）、第二届陈子昂诗歌批评家奖（2018年）、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评家奖（2018年）、第四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批评家奖（2019年）等。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

写在前边

诗与心性

从一首容易的诗说起

隐含读者？

命运与熬

心性圆融

代言

作为诗学问题与主题的表达之难

显在系谱，隐在系谱

诗歌的两种读法与表达之难

现代汉诗写作中的七种表达之易

“苍蝇”在汉语诗歌中的微型流变史

《苍蝇》“必达难达之情”

夏天，一个特殊的词语

颂歌：一种用于抵抗的工具

彝人，大凉山

大凉山，万物有灵论

万物有灵论，颂歌

颂歌，寻找被埋葬的词语

宋炜的下南道

现代汉诗新道途？

下南道的古典性和现代性

颓废

饮食男女

蔑视

词语紧追诗绪或一个隐蔽的诗学问题

百慕大，窄门

所谓诗绪及其逻辑

死的现代性

诗绪和词语

从唯一之词到任意一词

欧阳江河的诗学之问

为欧阳江河诗学之问所做的小回顾

词语的一次性原则

词语的直线原则

词语的瞬间位移

心与脑

新诗唯脑论

咏物诗

诗歌方法论的超速运转

词语装置物

从超验语气到与诗无关

小引或汉语的世俗特性

西川的诗歌新路数

对西川的诗歌新路数所做的背景性回顾

语气之由来

语气之功效研究

历史的强行进入或再论诗意

从成圣到成精

饶舌

说话体

后记

现代汉诗写作中的七种表达之易

胡适式表达之易很容易得到理解。

适之先生认为：只要用白话写出一己之“志”，就算得上新诗。在他眼中，白话不仅是新诗之“新”的保险单，原本就约等于新诗。此中情形，恰如江弱水所说：“胡适一生秉持的诗观，堪称一种白话原教旨主义。” 适之先生大概只能算作刚刚解除古诗“裹脚布”的新诗人，他要是复杂，或像杨政等组成隐在谱系的那些诗人一样，将表达之难当作新诗的重要指标加以强调、加以考量，反倒是不可理喻的事情。从这里很容易看出，现代汉诗打一开始，就更愿意在表达之易的航线上不断滑行；表达之易更有可能成为新诗的隐疾与暗疮。更为严重的是，胡适虽然用白话作诗，但他采用的，仍然是古诗的思维方式，这就更让表达之易雪上加霜。白话不可避免的俗气（似乎更应当说成市井味），再加上不合时宜的古诗思维，其结果宛如西装配马褂，或身着汉朝服装的刘姓皇室成员手捧iphone5看好莱坞大片。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胡适使用的是一种“杂拌儿”式的语言，这正是西装配马褂、着汉装看好莱坞大片的标准造型。因此，胡适对月亮的想象必将是李白式的，而这个李白式又必将是短斤少两、残缺不全的——“进窗来”引发的“相思”完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胡适式表达之易，是新诗暗含“隐疾”的开端，是新诗难以摆脱的胎记，日后将以变形为方式出没于不同形态的表达之易。

郭沫若式表达之易体现为一种不假思索、照单全收的浪漫主义余绪。

从纯粹诗歌的角度观察（亦即暂不考虑时代因素），郭沫若更乐于采用的，乃是一种典型的消极写作，狂放起来像打铁匠，像惠特曼；温柔、感伤起来，则如杨柳腰，如写《新月集》的泰戈尔。

按钟鸣的话说，这是一种反智写作，抬高了液态的力比多以利于抒情，放逐了智性以利于皮肤的颤栗，那顶多十秒钟的销魂。这种样态的写作需要仰仗的，是诗绪的即时性；它是在看似主动中，受制于诗绪之即时性而进行的被动抒情。但神经质的即时性很容易消失，毕竟敏感部位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随着撞击次数的几何式升级，必将逐次降低它的“震惊值”而需要进一步加大刺激。但需要进一步加大的刺激又谈何容易！

被动写作宛若无法预测的即时性附体于诗人：是即时性在怂恿或命令诗人写作，而不是诗人真的驾驭了即时性，降服了即时性。诗歌现代性不能容忍这种情况出现，它在更多的时候，服膺于艾略特的“逃避自我”（亦即里尔克所谓的“客观化”），以利于对现代经验进行真刀真枪、一丝不苟的复杂处理，手术刀或解剖式的处理：这才算得上面对并且承担和解决了表达之难。诗歌现代性更乐于强调：诗是一种手艺；诗人呢，则必须具有匠人的耐心、气度和聚精会神。

还有一种表达之易是徐志摩式的。

徐志摩走的是浪漫主义的另一波余绪。他主要受英国浪漫主义影响，“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而到十九世纪末，英国浪漫主义早已变质为消极浪漫主义，滥情到了极点，以至于惹恼了波德莱尔，更让其追随者勃然大怒、目带凶光。徐志摩易于感伤的气质，士大夫易于见花溅泪的心性，使他更容易亲近消极浪漫主义。江弱水所见极是：“以徐志摩‘感情之浮，思想之杂’，他对英国十九世纪浪漫派诗学的领会也不具学理上的清晰性，往往摭拾一二意象与观念，就抱持终生。” 而他对自动宣泄感伤情绪的渴求，正好与消极浪漫主义的消极性宿命般地一拍即合，这使得几十年来被人口耳相传的《再别康桥》都很难讲是真正的现代诗篇。

意识形态式表达之易旗帜下的个体，则少于恒河沙数，多于过江之鲫。

不用说，所有种类的意识形态都倾向于一种简单、醒目、富有爆发力的书写方式，都乐于将复杂的经验简单化，因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永远都指向它自己——它发出光芒，但也要回收所有的光芒，以成就自身，以达致自身。最终，是意识形态在命令诗人们起立歌唱。这是一种更彻底、更积极的消极写作，其存在有如白纸黑字，属于最低级的表达之易，实在不值得特别申说。

朦胧诗式表达之易需要格外小心，格外谨慎。

因为它占有诗的名义而太具有欺骗性。作为一种对抗性的诗歌写作，朦胧诗注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在反意识形态中，受制于意识形态的诗歌写作。包括杨政在内的所有“第三代诗人”在指控朦胧诗时，崇高、庄严、英雄气……乃是出现频率蛮高的词语，而且都是贬义性的。但这些词语组建的诗歌氛围，刚好来自朦胧诗极力抵抗的意识形态；其实质，乃是对意识形态的反向挪移，是对意识形态的被动反应（而不是反映）。时过境迁，说朦胧诗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写作方式，就是不言而喻的结论。这样讲，或许有些大不敬，更没有“理解之同情”所指称、所要求的那种胸襟与气度，但后人偶尔有权采用超越时空只专注于诗艺的阅读方式。

还有一种特别值得注意的，乃是词生词式表达之易。

傅修延或许更应该承认，很多汉语双音节词都可以被拆开，以供人随意联想，却不必一定是叙事的，还可以（或更可以）是抒情的。但这顶多只能被认作文字游戏，而且是随机的游戏，端看被拆开的文字碰巧可以套在或罩在谁的头上。

因为情形正如萨特所言，词语不改变世界，它顶多是世界的轻轻的擦痕。即使是最疯狂的文本主义者（比如罗兰•巴尔特），面对现实世界，也不会真的认为它只不过是些文本而已，否则，躺在阴曹地府的罗兰•巴尔特就不能理解置他于死地的那次车祸究竟是咋回事。词生词式的表达之“易”，其“易”就“易”在你只要掌握了那套修辞法，复兼几分小聪明和小机灵，就可以变着花样随意地、无限度地随便玩下去，以至于可以玩弄所有的词，并且越玩越熟练，但也很可能越玩越没劲。

现代汉诗中还有一种身体-本能式表达之易。

最典型的身体本能式表达之易的被掌控者，莫过于蜀人柏桦。钟鸣对柏桦的描述很到位：

柏桦“只求即兴的效果”，“分秒都是现场。”早期，他凭才情、灵气、情境，原文直接阅读（如英文版的曼杰斯塔姆），写也稍认真，出过佳作，遂很快成为被“第三代”采气的对象。他有首诗就叫《望气的人》。那是一个百废待兴、平庸的时代，生活与诗，都急需词语的改变，而他语速急躁、措辞跌宕很大、精神分裂很厉害的风格化也正当其时。他的不耐烦、喜怒无常，用乖僻修葺一新的矫情，甚至孤注一掷，对循规蹈矩，是种打击，对才情、命运不济且又具英雄情结的人，则是鼓舞，突如其来，让人瞠目结舌，应接无暇。作为个人选择的生活倒也罢了，但转而为语言途辙，效果与谬误，则相当的惊人。他的语言方式，以雅俗为病，对诗歧义化自有效果。

表达之易或许还有其他表现形式，但上述七种却显得更基本，也更容易发现——余下的无需赘述。需要指出的是：新诗写作中有没有呈现出表达之难，并非判断一首诗或好或坏的唯一标准。如果某首诗没有体现表达之难，也只是在最低限度上说明：这首诗至少在现代性方面有所缺失；其结果大致是：这很可能是一首好的或坏的缺乏现代性的新诗而已，比如余光中的名作《等你，在雨中》，就是一首没有现代性——但满是古典意境——的好新诗。没有在写作过程中体会到表达之难，没能让读者感受到表达之难，只说明诗人们放弃了对现代性的细致刻画，反倒在用一种简单的眼光，看待种种复杂而变动不居的现代经验；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体会何为复杂的现代经验。

《新诗学案》针对重要的诗学问题，诸如新诗写作与诗人心性的关系、新诗自身的表达之难（亦即达难达之情）、新诗对万物持赞颂态度还是仇恨心理（亦即审美还是审丑）、新诗的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关系、新诗与词语的关系、新诗在语气上如何被呈现、新诗如何有效处理现代经验等等。这些新诗研究中过经过脉的大问题，急需要被厘清，急需要得到确切、坚定的回答。这也是本书的重点所在。通过对当代著名诗人欧阳江河、柏桦、西渡、西川、宋炜、吉狄马加、冯晏等人的个案分析，尤其是甄别有争议的地方，进行深度的剖析和诠释，进而为深入理解和塑造当代诗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