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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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奥利维埃·罗兰(Olivier Rolin)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14978
出版时间2012-1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38元
货号7737938
上书时间2024-12-13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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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钱的霸道让我无法接受
——奥利维埃?罗兰访谈
11月底的一个周六，法国使馆文化处在北京中法大学堂旧址举办了为2011年傅雷翻译奖获奖小说《青春咖啡馆》（莫迪亚诺）和历史书《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罗什）的颁奖仪式。法国小说家奥利维埃?罗兰作为法国文学的代表从巴黎前来参加颁奖。罗兰是法国当代几项重要文学奖项的多次获得者：费米那奖（1994），法兰西文化奖（2003），法兰西学院奖（2010）。罗兰属于法国“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经历了“二战”后“三十年光荣”的经济增长，感受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失败的耻辱，曾经是极左翼毛主义组织的领袖人物，在反对越南战争、1968年“五月风暴”和70年代初都积极活跃。后来该小组解散，罗兰转入小说创作，做过记者、出版人。
罗兰在法国当代小说家中有极为独特的个性。他的小说探索大场面里人类精神的内心历程，揭示一种特殊的思想维度。那天下午走进会场，我看见他在和几个傅雷翻译奖评委交谈。远远地我试着在他身上寻到巴黎当年“五月风暴”的硝烟，或者看到那个掀起马路上的砖头向警察投去的姿势。其实他的一切都很普通，也很巴黎：头发灰白，衣着朴素，面貌和姿势里露着一点欧洲知识分子那种永不放弃的味道，也让你觉得有一点不容易找准一句话和他马上进入交谈。我大概因为明天的访谈而过分紧张。仪式马上要开始，我像个木桩独自站立，想着为明早要做的准备，心里为满北京找不到他的一本小说而抓狂。突然我听到他在我旁边说旅行的时差搞得好艰难。是对我说？我转过头，看见他就站在我旁边，没有别人。一副凝重的样子，眼睛朝着前方。那……您需要我帮您找来一杯水？不用了，扛一下。我不知道再说什么好。然后仪式开始，他上去致辞，没有了丝毫倦容：“保罗?瓦莱里说,‘如果每个人除去自己的生活不能经历其他别的一些生活，那他就不算是经历了自己的生命’。小说帮助我们在自己的生命里活着。”后一句是罗兰向听众说。
终于，有人借给我一本罗兰的小说《纸老虎》，袋装版，书名起自毛泽东的原创词，该书获法兰西文化奖。书皮是红色，隐现着年轻罗兰的肖像照片，还有一幅雪铁龙DS的图片（当时的一款时尚汽车，DS是车型名称同时在法语中是“女神”的谐音）。书里，叙事者马尔丹带着21岁的玛丽——他死去战友十三的女儿，沿着巴黎环城高速一边行驶一边讲述往事。马尔丹和十三曾在60年代末期有过共同的革命梦想：越南战争、红色的中国、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还有“极左主义者”运动。玛丽不知道这个历史，父亲没有来得及讲给她就去世了。这就是《纸老虎》，一本纪念法国毛主义时代的小说，有辉煌有阴影，有理想也有愚蠢，有激情悲壮还有乌托邦冲动。值得一说的是：那也是20世纪唯一一段全世界东方西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个不同制度下，一代青年共同指点江山反抗现存秩序的悲壮历史。
我们的访谈从这里开始。
M：我想先提到您在一次访谈里说过关于《纸老虎》这本书的一句话，很带劲儿。您说您写这本书是纪念那个时代，那里面的“我们”就是“过去那帮人”、“我的同志们”。您还说“我心里有一个我不想让这些人今天被过分地踩到脚底下或者说被诬蔑。还有一个我就是想恶心那帮出生在‘二战’之后而从没有相信过革命的人”。
R：的确，这本小说是向那个时代和一群人的致意，向着那个时代的某些东西。为什么？从今天看，在法国我们这一代人在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介入是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产生的。我们正好出生在“二战”之后，在法国与德军伪政权合作之后，法国在奠边府战败之后即印度支那战争失败后，我们在内心深处有一种“历史的忧郁”，尽管我们当时没这么清楚地想过，实际上我们这些左翼怀着一个意愿：我们想（象征性地）抹去这个过去。我们知道我们会一事无成，但是我们选择有尊严的失败。去做赢家，这根本不是我们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我们那时候压根儿没有想获得任何权力和利益。我们想做彻底的革命者。我们喜欢的革命其实是被打败的革命，它的美就在这里。当然我们自己那时候并不承认这个。
M：您还说这是“历史的尖刻讽刺，然而对这个事实的承认应该是我们这些人的最大智慧。”这是一种坦诚的哲学观和历史观，值得尊敬。
R：这是我的真实经历。20世纪60年代末期，我一头扎进政治，文学和我没有一点关系，那是个反文化、反知识、反阅读、反创作的年代。我那时候接触的人也都和文化、书、艺术不沾边。（那个时期有多长？）就我自己来说，那个时期有7年。我在1968年以前就已经是个政治活动积极分子。（高中？）不，我那个时候已经上了准备投考法国名校的预科学校，文科班。我从1967年就开始了政治活动。后来卷入了1968年“五月风暴”，再后来，我们决定解散我们的组织，大家散伙。（那个年龄，在一个毕竟不短的经历后，决定放弃。这不是很轻松的决定。怎么走过来的？从风云一时的毛主义极左派到一个小说家。）这是一段很痛苦的时期。分手和不再继续，这本身就很痛苦。加上那种痛苦里掺杂着失败的味道。（解散的时候你们人有多少？你们的组织是什么样的规模和运作？）说真的，我们的一大特点就是我们其实不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只在名义上是。那时候我们很清醒地要回避所有政治组织的弊端，所以我们没有所谓组织架构和形式。可以说我们那时候有一种现在叫做智能“intelligence”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反对任何组织。我们认为一旦形成组织，毛病和问题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组织规模有多大，也不关心这个事。我想事实上我们可能有几千人？说不好。反过来，我们毕竟有很多组织特点：我们有自己的宗旨和信念、自己的口号和战斗目标，我们有集体活动。我们非常活跃，非常激进，也曾经耸人听闻，做非法行动，相当暴力，很多很另类和出轨的事。
M：我还读到你们的组织无产阶级左翼当时在雷诺汽车厂也有很多的行动？
R：对。讲到雷诺，那个时候我就是无产阶级左翼负责雷诺行动的头头。我发起和组织了很多活动，很多事。（您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讲过您在工厂里发现工会的诉求和您提出的为工人争得平等的诉求很不一样，工会更感兴趣增加工资和福利。）是，很有意思的。我那时候的经历很多都留在我的生命里，那是很特别的经历。我想要说的是我们始终没有或者说始终拒绝走到激进的暴力，因此我们最终选择了散伙。我们不像别的国家的某些极左翼组织那样，比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可以说在我们的行为里还是有一种应该怎么讲呢，我想应该说是含有理性吧。（一种克制？）可以用这个词。这么说吧，在我们的极端性里含有一种温和。总之，我的这个时期持续了整整7年。不算短。那时候我们内部很多次很多次认真地讨论是不是选择暴力，我们认为如果那样我们唯一的结局就是成为恐怖组织，像德国的极左组织那样越来越极端。但是我们不想这样。因此我们决定散伙。我们要各自去找自己的归宿。这个散伙不是没有痛苦，我们毕竟在一起五六年的时间，（那时候您年纪有多大？）25岁，您知道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五六年已经是四分之一的生命。而且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共同坚持着一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叫理想）对。我们就是不想放弃我们的理想。我们排斥布尔乔亚化（资产阶级化），比如说我们不想去大学当教授，去做医生，做律师，我们中间没有人这么做，我们对这些始终保持着距离，我们想坚持我们本来的状态。我们放弃了那些行动不是为了换取别的东西。所以，这是一种选择。散伙后，我陷入了酗酒。持续很多年。我们当中有些人开始吸毒，有的是酗酒加吸毒。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就是这么死的。这个朋友促使我写作，或者说他给了我原料和素材，我在小说《纸老虎》塑造了那个叫十三（Treize）的人就是他给的灵感。
M：我想问一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掀起革命浪潮，在西方也在东方，除去青少年冲动和盲从因素及其他很多特殊的来自各国环境的因素之外，是不是也应当承认有一种理想主义的驱使？哪怕很盲目。最近我在《乔布斯传》里读到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和学生的对话，乔布斯认为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物质主义，很讲实用性、目的性，他说：“我认识的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中，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永远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您怎么看这些？
R：您用的这个角度有意思。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好。我们当时是毛主义者。我们那时候想象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当时所有权威的否定。不管那些权威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中国具体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是很清楚。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这和我们的理想很合拍。我觉得我们的那种行动里面有一种无政府主义的魅力吸引我，我们在那里面找到了点什么，我那时候觉着世界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至于实际的世界是怎么样，我们那个年纪其实知道很少。那个时期我们对所有现成的秩序包括时尚——可以说时尚本身也是一种世俗的秩序——都持有非常批判的态度，我们追求一种我们认为很高的境界。我想这是法国文化历史中特有的东西，法国从启蒙时代起就有怀抱乌托邦理想的思想家。当然，我可以说那种反抗所追求的高远境界在今天被丢失了很多。那个时候我们追求自由，反抗所有的教条。然而我承认我们那时的理想有极大的局限性和宗派性。所以现在我仍旧认为社会一旦进入一种集体活动，就经常地陷入一种桎梏，被一种僵硬的观点所局限。我自己没有找到任何好的方法可以面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最终走到了那个结局。在这以后，我也参与过一些社会行动，但是我不可能再参加任何组织任何架构，我也不可能再在大街上放开嗓门儿高喊。我可以和人群一起上街游行，参加公众活动，但是我喊不出口号了。喊口号这件事在我看来已经变得很可笑。
M：那么对于当下全球很多国家发生的公众的愤怒、不满和上街游行，您怎么看？
R：我看到全世界现在到处都发生一些社会运动，我觉得从这些社会运动的根源上来看，人们的愤怒是有道理、很正当的。经常有人问我你赞成还是不赞成。是的，我赞成人们的愤怒，我不否定这些。现在世界上工资的差别日益扩大，我不否定它的后果。但是，我不赞成的是马上跟来的就是政治旗帜、政治口号，这个我不能接受。这种反抗总是被利用成一种对他人思想的束缚，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因为我这一代人在那里面就没有能走出来，我也不知道今天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出来。
我想告诉您有这么一本书是一个俄罗斯作家写的，他的名字叫瓦西里?格罗斯曼（Vassili
Grossman），书名叫《生命与命运》。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这本书是在斯大林时代写的，当时没有发表，后来才发表。书里有这样一句话：“全人类所有人共同奋斗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让每个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为了这个，我们才在一起，这才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在一个党、或者一个宗教、或者一个政治组织的旗帜下。这个理想它到底是什么？它仅仅是为了让每个人能够实现自己向往的生活。这也是我的理想。《生命与命运》的主人公说“人类很久以来并没有什么进步”。我也这么想，我很悲观主义吗？在每个小小的行动中我们人类也许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成果，但是在政治上我不认为我们真正地获得了多大的进步。人类真的进步了？比如，让我们很简单地说，是不是很多人，都能有尊严地正当地去做人，去对待他人，对待街上的每一个普通人？我看不见得。一旦一个组织成为庞大的力量，世界就变得很糟糕，就变了味道。那些政治组织不管内容和主张是什么，他们都坚信只有他们自己有真理，只有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这包括法国当下的那些中左派，他们说起自己的主张好像他们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太可笑了。
M：小说怎么出现在您生命道路上？或者说您怎么转到文学？
R：那时候我很需要思考，我需要给自己的问题找到答案。我没有找到比小说更好的方法去面对。我念大学预科为的是去思考哲学，我本来也许可以尝试去写哲学论文，但是我那时候的整个状态是无把握、犹疑，都使我只能去尝试建设一个自己想象的国度，在里面放进自己想象的人物，在那里去回答我自己的问题。我在自己人生道路上遇到的那么多问题，我必须面对，我有那么多为什么。比如我做的事到底是什么？我要打破的是什么？那些年代里我们干过恶魔一样的坏事，或者说我们是初学闹事的一帮坏小子，但是同时我要告诉您，在内心我们比任何人都宽容都温和。（您在小说《纸老虎》里有很动人的描写）回到您的问题吧，我写小说就是我的思考方式，而且我没有找到别的方式。
M：是不是您也遇到很多难处无法重新回归到世俗社会？还是拒绝？
R：不如说我一直在寻求一种高远的东西，我想超越世俗和现存的社会。我之所以喜欢和选择文学，因为在小说里没有任何人是唯一掌握真理的人。不管是哪个人物，他都有自己的个性和各种特点。没有人是唯一的真理代表者。小说的世界就是这样。就像罗兰?巴特说的那样，小说从来不是恐怖主义，从来不是暴力，小说从来不做判决。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真正的智慧。记得那时候散伙以后，我最感兴趣的是书。尽管我对小说有过很多偏见。我曾经觉得小说不过是一种娱乐。后来我变了，我不再这么看。现在我认为小说是一种伟大的创造。有的时候在一个词一句话一页纸面前我会绞尽脑汁，我问自己你真的会找到那个合适的词吗？你能找到那个句子吗？有的时候我在阅读别人作品的时候跟自己说：你面前的这个作者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句子，太让人惊奇了！当然，有些作家并不让我感兴趣，因为他们讲的事情对我没有什么意义，而且他们缺乏语言艺术。这就是我对写作的态度。我甚至可以说我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里走得有些过：我太讲究词汇和语言，太巴洛克了。到了一种过分的程度。这大概因为我开始进入文学重新阅读古典作品时，读得最多的是诗人马拉美。我很受他的影响，我喜欢去创造一种精雕细刻功夫很深的语言，那种你找了一千遍才终于找到的文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我过去的经历有关，我曾经在差不多是秘密社团的状态下战斗，千徊万转风口浪尖。所以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有很多这种寻找和探险的痕迹和历程，它们在我的作品里留下了烙印。现在我可以保持一种相对的态度了，但是我仍然相信每个词和每个人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要认真对待。每个句子都不是被摆在那里的一个简单句子，（您是说每个句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对，每个词的美和价值都应该被发现和呈现。至少我在尝试这样做。我过去或多或少地爱过那些稀有词汇，我是说高贵风雅的情调。贬义上说是矫揉造作，这么说吧。我在初期有点追求这个风格。所以昨天我注意到您手里拿着我这本书，我就直接跟您说了我对自己这本书的想法。
M：您这样评价自己的作品，这个我喜欢。现在我还不可能对您的文字风格作评论，因为我只是在昨天才找到您的两本小说，粗粗地浏览，当然我也读了一些法国文学界关于您作品的批评。我能感到您的文字是那种寻找凝练和厚度的。要达到这样的风格，可以想象您的那种近乎孤绝的探索。我想的是，这和您青春年代指点江山街垒之战深入工厂有着好大反差。
R：我愿意坦率承认，我对这种孤独状态有时候会有遗憾的心情，我也有对以往奋斗的怀念和乡愁。所以，我说过我很喜欢进入戏剧，因为那种时候你就和导演演员和观众都进入一种共同的分享。我仅有过的几次戏剧创作经验都非常好。生活就是这样。我的状况就是从好几年的社会活动分子转到了文学。你不可能得到所有的满足。
M：说到社会和我们，还有我们处身的社会，您读同时代的小说家吗？
R：我时间不够，只读一部分，法国的。比如：埃马纽艾尔?卡雷尔(Emmanuel Carrère)，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让?艾什诺兹(Jean Echenoz)，安东尼?佛楼定(Antoine
Volodine)，马蒂亚斯?厄纳德(Mathias Enard)，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
让克里斯托弗?贝利(Jean?Christophe
Bailly，应该说他是哲学和艺术史学家)，还有年轻小说家克里斯蒂安?加尔辛(Christian
Garcin)。英美文学我读的不多。西班牙语作家偶尔读，比如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o)。最近我开始读中国的莫言，我想尝试去发现点什么。
M：革命对于您，在今天仍旧有什么意义吗？
R：我不再相信革命，也不希望它发生。哪怕今天我认为金钱在法国和世界的霸道强势不可接受。但是，我认为革命和社会的暴力并不带来解决方案。我不相信这些。总之，这种模式我不希望它重新回来。应该说我们那个年代它是革命的最后史诗，千万人为此曾经牺牲和奉献，令我感动和钦佩，但是我不希望它回来。
M：“二战”后，萨特的思想在法国知识分子中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他的“介入”的思想对你们这一代人有着巨大影响。今天，介入对于您仍旧有意义吗？
R：可以说介入就是我现在写小说。我在里面投入了我能投入的全部。我不再是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我有时候问自己是不是背叛了自己的什么东西？没有。虽然我现在不再像过去那样用我的双臂去拥抱社会，虽然不再介入政治，但是我没有背叛。我觉得文学就是我想做的，世界上有文学，我们在文学中在小说里注入我们的想象和追求，这可以让我们的思想更丰富，生活更丰富，这让我们更有勇气活下去。这也是一种反抗形式。我年轻的时候老是想象自己的战斗意味着对自己不满意的社会秩序进行反抗，现在我写小说也具有反抗的意义。我相信自己做的是认真的事。（您在贡献……)恩，就是这个词。我不认为我写的小说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它们在参与，这种参与很重要，不可缺少。它让人去思考，去思想，去变得更加睿智。我不会再去做扔砖头那种暴力的事，但是小说是一种有意义的介入。
我还想补充一下，我的小说的介入和常规意义的介入有一个不同点：我的小说没有那种悲壮的东西，没有英勇行为，没有牺牲和冒险，小说是一个人的工作。可能它以一种缓慢的方式去为人类的进步做点什么，但是它没有政治行动所包含的风险和牺牲。（您说过您很高兴收到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在信里说您的小说帮助他们继续去生活。您说这对您有很大的鼓励。）当然，这是很有意义的。我现在不再有愚公移山的气概，我大概可以用一滴水来形容我做的事情。一滴水，再一滴水，在一块石头上打出一个小坑。（告诉您，在我们中文里叫“水滴石穿”。)
还是这个词好听。（大笑）。
M：您说过您在创作中经常陷入一种张力，它存在于两种愿望之间：一种是孤独地为小说探索文字和语句，一种是难以放弃地想让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或者干脆说属于社会的愿望。
R：当然的。您看到自己属于一个群体，您就自然会有一种安全感，一种属于团体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获得一种安全的感觉。我在极左组织结束后就没有再属于过任何其他组织和团体；我没有打过工，没有做过雇员，没有属于过任何雇主。（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很现代的人生存在的理念）可以这么说；我没有过真正的别的职业，没有结过婚，总之所有那些社会的细胞形式我都没有接受，但是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怀旧的伤感。不过您要知道，我做不少社会活动：我做过和建筑相关的事，我学过美术，我喜欢做创新的事，比如我喜欢组织和参与活动，包括朗读小说，我喜欢听到小说在公众面前被朗读，那是很特别的感觉。曾经有非常出色的电影和戏剧演员读过我的小说，让我很受感动。另外我喜欢传授一些东西给年轻人，我喜欢到学校，大学中学，给学生讲课，讲点儿关于文学的事。尽管我不太知道该怎么去讲。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学文学的方法是阅读。我怀疑我能给人讲懂吗？但我真的很喜欢把一些东西传达给年轻人，就像在小说里我把过去的故事讲给了十三的女儿。这是个很好的教育。我们那时候的行为有那种史诗的味道，革命在全世界星火燎原，红色中国是革命的发源地。噢，我们那时候很天真，真的很天真。
M:您经常旅行。这是您不同于很多法国当代小说家的一点，我是说您给我感觉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在《世界的创造》（L?invention
du
monde）里，您说到您的写作，您说：我看着整个世界，我占有所有的女人。我是说您有一种维度，世界主义的。您的小说从一开始就把我们搁在放眼世界的高度，眼光和语气都是全球视野。
R：我承认我还留着一点点《国际歌》的气概。当然它的意义不再和过去一样，但是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全球视野我始终有。我始终关心世界上各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好像这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事情我都关心，都好像和我有点关系。这和我年轻时代的经历不是没有关系。我们是唱着《国际歌》投入那个时代的。做记者，做出版，是因为我对世界上很多事情有着永远的好奇，好像我从来就是站在世界平台上，我不是一个只在法国这个国家的小说家，而且我不喜欢那种很微观地围着一个小地盘儿转悠的小说，很小很小的宇宙，完全的外省氛围，皱皱巴巴，这不是我，我很难接受这种维度，这和我的个性太不一样，我做不到。我喜欢旅行，这成了很自然的事，我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我已经有这种习惯了。您知道我看到和发现的东西不是很多。（您太谦虚）这是事实，我知道自己的有限。
M：您和全世界的读者通信？您的小说已经被翻译成15种语言。
R：我在法国发表我的作品时，有人给我写信，在其他地方发表时，语言不一样，人家大概也想不到给我直接写信。语言应该是个巨大的障碍，所以我很少收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来信。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读者当中获得很积极的反应，我为了我的小说的传播会出门作一些活动，比如说葡萄牙这国家很小，那里的人很喜欢我。
M：我想问您作为法国人对亚洲怎么看？亚洲，这是您小说里多次出现的词，它经常作为背景——印度支那战争、奠边府，您在以前的访谈中谈到过在亚洲的感受，您对当下的越南也谈过感受。
R：我的生活还是很局限。我不了解中国。我只去过越南、日本，我觉得我真的了解得很少，与此同时，整个亚洲是一个很让我入迷的世界和大陆。比如越南的西贡，这个城市给我震撼。我在访谈里说过，我出生后不久，我的舅舅、我妈最亲的兄弟在那里死了，当时他二十几岁。妈妈的苦难使家里一直有一种哀悼的气氛，一种很深的忧伤笼罩着。小时候不是很觉得，现在我回过头来，感觉到那其实是很残酷的，这对我的父亲恐怕比对我和我哥要艰难很多。这其实形成了一种教育，关于这个教育，我在《纸老虎》一开始就提到了。我是从那里走进了“五月风暴”。（您写的那两行很凄美，下去第一笔，味道就在了：“你正好出生在那场最大惨败和奠边府之间的半路途中指“二战”法国的被占领和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译注。历史的忧郁你早已从母亲的奶水里尝尽。”）是的，我是喝这个奶水长大的。那时候我的政治活动和越南有着直接的关系，我那时候把革命和（越南的）解放连在一起。我记得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还有“农村包围城市”。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是我亲身经历的法国的第一场丧葬，第二场是印度支那战争。我那时多么希望改变世界，我想改变世界。让我惊讶的是越南的今天混合着那么多我不能想象和理解的东西，它和我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距离那么远。今天的越南经历着资本主义最残酷最原始的阶段，劳动者只能获得最低的社会保障，越南的官方一边做着所谓政治改革一边继续控制意识形态。我那时候的天真和幻想遭到莫大的讽刺。说到亚洲，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得更清楚：这个大陆有某种东西让我非常感兴趣，它也许是一个最值得我们西方认识的大陆。
（在采访当晚，我收到了罗兰发来的如下邮件：“我想补充一下。我告诉您，今天下午我在紫禁城散步，我仍旧想着怎么更好地回答您的问题。我认为亚洲和欧洲是两个在完整的文化意义上唯一自成一体的大陆。北美洲基本是欧洲的创造和延伸，而非洲，由于它没有历史和文字记载的思想，只有很少的历史和很少的统一。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则更多地沉睡在嗜古和宗教狂热的顽疾下。所以，对欧洲人来说，亚洲是唯一的另外的世界，它是真正可以对话和让我们在那里学习的世界。”）
M：我们要结束这次对话了。您想对中国的读者讲一句吗？
R：这个问题我肯定答不好，肯定很愚蠢。我想告诉您，我这次旅行很短，我不该随便讲什么，很多我都不知道。但是我很想回到这里，回到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我想更多地了解它，我想发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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