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宫廷戏曲编年史

　　《明代宫廷戏曲编年史》：
　　本时期宫廷戏曲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与前期相比，显的一个特征就是钟鼓司取代教坊司成为宫中演剧的中坚力量，并导致雅乐不复，俗乐大兴。钟鼓司设立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为中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其主要职能是掌管出朝钟鼓，即内廷仪仗，包括皇帝上下朝、帝后出驾还朝及年节仪仗，还负责宫中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的表演，与太常寺、钟鼓司并立，是明代重要的宫廷戏曲演出单位。其演剧的职能在明初并没有太多显现，只是偶尔承应打稻、驱傩这类带有仪式功能的杂戏。到英宗正统、天顺间，两次大规模地裁减教坊司乐工也殃及钟鼓司的演剧活动，据李贤《天顺日录》载，英宗天顺间“如钟鼓司承应无事，亦不观听，惟时节奉母后方用此辈承应一日”。
　　到中期成化年间，宫廷演剧开始频繁，教坊司和钟鼓司的演剧也以新奇为主。而到了正德时，钟鼓司之势大兴，李舜华老师在《礼乐与明前中期演剧》中说：“至正德间，政局大变，钟鼓司于斯时势力大炽——不只兼掌内府演剧而已，教坊之权，甚至一应司乐之权原属礼部外官者，日益转移至钟鼓司，以至于外廷哗然。……或者说，明代礼乐各职司混乱，实自正德时始。”她这里指的是正德三年（1508），武宗为庆成宴举乐事，特谕钟鼓司掌印康能，诏以各省挑选精习乐艺者赴京应诏事。征选乐工承应庆成宴本应由礼部或教坊司办理，武宗却特命钟鼓司掌印负责，说明钟鼓司的势力已扩张到原职权范围之外了。钟鼓司原本是中官二十四衙门中贱的单位，在此任职者例无升迁。但到正德时，武宗宠信时为钟鼓司掌印的刘瑾，并命他掌司礼监。刘瑾的得宠，带动钟鼓司势力大炽，甚至大有压倒教坊司之势。这样的后果一是俗乐日盛于禁廷。庆成宴始用杂戏，使民间艺人大规模进入宫廷，虽然打着“举大乐”以“重朝廷”的幌子，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身逸乐的需要。日召乐工人豹房承应，早已脱离了朝廷的礼乐活动，导致“筋斗百戏之类日盛于禁廷”，而雅乐则进一步衰落。二是俳优之势大张，伶人臧贤因此受宠，并“与诸佞幸角宠窃权”。
　　钟鼓司在此时期取代教坊司成为宫廷演剧的中坚，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教坊司演剧所受限制较多，远不及钟鼓司自由。教坊司的主要职能是承应宫廷内外各种活动的乐舞表演，除了在宫中演出外，还承应朝廷朝会宴飨和部分吉礼用乐，以及一些礼仪性演出，因此教坊司所表演的节目要符合一定的规范要求，是在接待外夷使者的时候，如果把握不好，很有可能影响到王朝的对外形象。因此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外廷儒臣的不满，如弘治元年，帝亲耕藉田，按明初制度，教坊司要以百戏、院本、杂剧承应，在这次演出中，间出狎语，被都御使马文升厉色斥去。耕藉田意在重农桑以劝化民本，仪式用乐应当是肃穆庄严的雅乐，但却上演戏谑狎语，在马文升看来是有辱祀典庄严、有失皇家体统的行为。外廷对教坊司的演出要求严格，其所演剧目必须先经审定方可承应，宋懋登《九籥别集》“御戏”条云：“院本皆作傀儡舞，杂剧即金元人北九宫。每将进花及时物，则教坊作曲四折，送史官校定，当御前致词呈伎。”
　　相对于教坊司的束手束脚，钟鼓司演剧就自由得多，它的主要任务就是迎合皇帝后妃的审美娱乐要求，因此演出的项目远比教坊司丰富自由，且多以俗乐为主，除了院本、杂剧、传奇等外，还有各种杂戏百戏，如过锦、打稻、水傀儡以及狻猊舞、掷索、垒七桌、齿跳板、杂伎等百戏乐舞。在这种情况下，遇到宪宗、武宗这样好戏的皇帝，钟鼓司的演剧职能便突显出来，取代教坊司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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