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剧史学史稿

　　《中国戏剧史学史稿》：
　　在这种局面下，周贻白面对指责和批评开始对自己的戏剧观和方法论进行检讨，并着手修改《中国戏剧史》。他在《中国戏剧史长编》序言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属稿之日距今已十年，当时社会情况不同，观点未明，论断容有舛误。出版以后，曾承各方加以指正，初拟毁版重写，嗣经与戏剧界同志商讨，认为本书对于资料之引用，尚无大谬，但能纠正缺失，仍可有助于中国戏剧发展之研究。”②有鉴于此，周贻白在之后的几年内细加增改，并另撰《各地方戏剧的发展》一节，重命名为《中国戏剧史长编》，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③。
　　在西方戏剧理论史上，哑里士多德第一次提出了系统的剧作理论，这一特重文本的局面，直到两千多年以后才被俄国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首次提出的表演理论打破。亚里士多德戏剧理论的奠基之作《诗学》所开拓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剧作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进入剧坛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简单的真理，不论在历史进程中还是在逻辑意义上，表演都是戏剧的本质问题。首先是表演先于剧作出现，没有剧本的时候就有表演了：其次是有表演就有戏剧，戏剧可以没有剧本、没有台词、没有完整的情节与丰满的人物、没有舞台布景与灯光道具，但戏剧不能没有表演。戏剧存在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一些人表演故事给另一些人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凭着艺术的敏感和经验的深厚发现了表演秘密，即有机天性的创造，但这个秘密在表演理论中是不确定或未确定的，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与未确定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才具有开放性与可发展性，为现代表演理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④。
　　如果王国维可以比作亚里士多德的话，那么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便类同于世界戏剧理论史上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周贻白对中国戏剧史的贡献一样既具革命性又具承前启后的开创性。比斯坦尼晚生近半个世纪的周贻白所走的学术道路几乎与斯坦尼不谋而合。具有丰富场上经验的他率先将花部和民间地方戏纳入戏剧的研究范畴，综合中两戏剧的艺术理论和戏剧观，将中国戏曲定义为一门综合艺术。他所作的戏曲艺术本体研究在中国戏剧研究史上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对后世的戏曲史研究和撰写同样具有开创和典范意义。套用鲁迅评价《红楼梦》的话，自周贻白后，传统思路和写法都打破了，即剧本分析不再是戏剧史的唯一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学术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可与王国维媲美。
　　周贻白对戏剧史的研究方法和观点是对王国维的否定之否定。他在《宋元戏曲史》的基础上，对王国维的戏剧观点、研究方法分别予以了批评和扬弃。
　　周贻白在撰著戏剧史的过程中，首先是从场上演出的角度来把握中国戏剧的发展演进，“场上重于案头”始终是他不变的戏剧观，“戏曲非奏之场上不为功”则成为他戏剧观的核心。从“场上表演”这一研究视角人手所进行的全方位、多层次、综合性的戏剧艺术本体研究，使他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后学确立了路径与尺轨，引领着几代学人的戏剧史书写，其筚路蓝缕之功，为今天大多数史家所认可。自周贻白之后，几乎所有的戏剧史著，都采取了对戏剧做综合研究的史撰模式，即便是大学中文系编写的文学史中关于戏剧部分，也不仅仅是呈现剧本文学的单副面目了。因此，从戏剧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周贻白的学术贡献，他应居于戏剧史撰写转折时期的枢纽地位，周贻白是中国“剧场艺术史”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
　　周贻白在中国戏剧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第一次提出了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的戏剧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以进化论作为中国戏剧发展史的脉络，并进行综合研究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这标志着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奠定的从文学角度研究中国戏剧历史的一次彻底的转型，即从剧本中心思想转向剧场中心思想，标志着20世纪中国戏剧史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周贻白对中国戏剧史学的贡献，目前我们能见到的中国戏剧史的学术内涵将单调得多。我们站在戏剧文学史的终结处，讨论周贻白的戏剧综合史撰，便能更清晰地感觉到他承前和开启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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