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里波利:一场一战战役

年轻人初次面对战争前景时的天真无邪，是历史和文学永恒的主题。而1915年3月，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鲁伯特•布鲁克在通往达达尼尔海峡时所写的家书，不管怎么说都是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

 太美妙了，难以置信。我没想到命运会这么仁慈……海洛塔会在15英寸大炮的炮火坍塌吗？海洋会是暗色的，呈现像酒一样的深色和未酿造的葡萄一样的颜色吗？我能从圣索菲亚大教堂里抢到镶嵌画、土耳其软糖和挂毯吗？我们能成为历史的转折点吗？哦，上帝啊！我想我的人生从未这样幸福过……我突然意识到我人生的志向……一直都是去君士坦丁堡进行一场军事远征。

 当然了，在协约国士兵第一次登陆加里波利之前，布鲁克就因败血症死于4月23日，被埋葬在了利姆诺斯岛，他对这次战争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写下了让他名垂千古的诗句：“如果我死了，只请不要忘记……”
 20世纪最大的军事悲剧之一就此拉开序幕，没有任何作者的叙述会比艾伦•穆尔黑德的更加精彩。他于1910年出生在澳大利亚，27岁之前一直住在墨尔本，他完全了解达达尼尔海峡对国民精神的影响。正是在那里，诞生了澳新军团——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的名字命名——的传说。穆尔黑德曾在澳大利亚的新闻业做学徒，之后于1937年航行到英国，很快就在那里的《每日快报》得到一份工作，这份报纸是英国最出色的报纸。在1939—1945年间，他不仅成了他那一代人中最好的战地记者，而且曾经两次受到嘉奖，并被授予大英帝国官佐勋章，这证明了他在战场上的非凡勇气。战后，他成了一位非常成功的大众历史学家，写了诸如《白色尼罗河》和《蓝色尼罗河》这样的国际畅销作品。但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将《加里波利》一书列为他最精彩的作品。尽管本书初次出版是在半个世纪前，在此期间也出现了很多其他的陈述，但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对穆尔黑德的叙述和主要结论提出挑战，甚至也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超级灾难中最大灾难之一的精彩绝伦的描述。
 这是一段令人好奇的历史，尽管通往黑海的出入口——达达尼尔海峡的狭窄水道——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属于土耳其的，但它在英国传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1914—1918年间。就我们这个民族而言，奇怪的是，我们对自己最终赢得的那场战争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就是艾伦比将军于1917—1918年在巴勒斯坦打败土耳其人的那场精彩战役——以他攻占大马士革和敌人投降而告终。相反，英国后世子孙的注意力都牢牢集中在更早期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以及与其相邻的“外国战场的一角”——位于欧洲一侧的加里波利半岛上。1915年，协约国在这里遭遇惨败。成千上万的人在此地白白牺牲。而相比于1918年的胜利，那场失败的冒险一直是更受欢迎的关注对象，有多种多样的叙述、书籍和电影。
 为什么呢？首先，有种看法是这场失败的战役意味着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时机，这是一个有可能打破西线可怕的僵局，提前两三年赢得战争，并改变历史进程的良机。这种观点不仅在1915年被广为接受，直至今日仍旧有信奉者。其次，这是历史上指挥最为不当的一场战役，展示了英国人在危急时刻发掘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废物将军的“本领”。无数的年轻人在清澈的海水里或者附近丧命，因为他们的领导者虽然可能不是傻瓜，但却在以一种非常愚蠢的方式指挥他们。这个故事中的决定性因素，当然也是这场战役中不可磨灭的内容，就是作战双方崇高的勇气，他们都在试图用他们的身体和高尚的精神来拯救他们的前辈和上级们的愚蠢。
 达达尼尔海峡的冒险是那位精力充沛的海军大臣温斯顿•斯宾塞•丘吉尔的智慧结晶。他当时年仅40岁，对进行战争充满了热情和想象力，而这是他在阿斯奎斯内阁中的大多数同僚明显缺乏的。1914年冬季，他发现在从瑞士到英吉利海峡的平行战壕里，西线的军队陷入了僵局。协约国迫切地需要在某处获得胜利，以让它们的民众从萎靡的精神状态中振作起来。丘吉尔构想出的这个打破僵局的主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会更加积极地推动这种想法——就是利用英国的海军力量去进攻同盟国的南部侧翼，将土耳其赶出战争外，开辟出经黑海到英国盟友俄国的补给路线。
 1915年1月13日，在伦敦召开了一场战争议会会议，内阁秘书莫里斯•汉基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
 丘吉尔突然揭露了他一直严守的秘密，就是要进攻达达尼尔海峡！这一想法立刻受到了欢迎。整体氛围转变了。人们忘记了疲乏。战争议会急切地想要将在西线苦战的沮丧景象转变为在地中海看起来更为光明的前景。海军……将会奔赴前线。
 尽管很多海军和陆军的上将对此表示怀疑，尤其是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费舍尔勋爵也有所质疑，但是丘吉尔凭借着绝对的意志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行动计划是，由英国和法国的联合海军舰队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之后出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以炮击为威胁要求其政府投降。
 1915年2月19日，法国和英国的战列舰在萨克维尔•卡登将军的指挥下，对土耳其达达尼尔海峡的堡垒进行了第一次炮击。3月12日，丘吉尔安排伊恩•汉密尔顿将军立刻从伦敦出发，指挥两栖登陆部队占领加里波利并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很难描述后续行动在准备和执行时的混乱状态。土耳其人一定有宝贵的时间可以在那片贫瘠、受累不讨好的沙石地带做好迎接入侵者的准备。他们由非常能干的德国人利曼•冯•桑德斯指挥。土耳其的第1师由34岁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他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冯•桑德斯和凯末尔都轻而易举地就预测到了英国和法国最可能的登陆地点，并且组织了相应的防御措施。
 英国有五个师，但全都没什么经验。其中两个是“澳新军团”——这是当时新创造的一个词。入伍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中几乎没有几个有经验的军官。但是，他们的人民认为他们的参与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他们认为这场战役是对他们作为自治领发展出成熟民族国家性的第一次考验。在家乡，他们社会中的几乎每个公民都屏住呼吸，等待着男人们获得成就的消息。土耳其人一直在讲一个关于两名新西兰人的故事，这两人被抓住并且被质问来自哪里。一听到他们的回答，土耳其人就说：“从来没有听说过新西兰。”一些正在偷听的德国人解释说这是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国家，确切地说是在世界的另一端。有所怀疑的土耳其人之后问这两个战俘：“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战俘们说他们原以为这就像在橄榄球场打一场客场比赛一样。一位现代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写道，他的同胞们“无忧无虑地奔赴战场，满怀着梦想，就像是初次去参加舞会的少女一样。她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总比待在家里好，当舞会结束时，她会成为比之前更受欢迎的人。”
 1915年4月25日一大早，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半岛西面爱琴海一侧的陡峭悬崖下强攻上岸。我并不是那些认为一战中的所有将军都是无赖和傻瓜的人之一。但是指挥加里波利战役的高级军官们是领导军队作战的人中最懵然无知的糊涂虫。从4月25日起，这一场景为接下来几个月会发生的可怕屠杀设定好了舞台。土耳其人以英勇的决心进行战斗。利曼•冯•桑德斯和凯末尔证明了他们自己是高超的指挥者。在岸上的英国军队和澳新军团遭受着各种困苦和危险。他们所占领的战壕一直处于几乎不间断的炮击下，他们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却只在贫瘠的土地上向前推进了几码。
 费舍尔对丘吉尔的不满日益激烈和疯狂。5月15日，双方爆发了最后一次冲突，费舍尔辞职了。当海军大臣试图安抚他时，费舍尔情绪激动地以一张夹杂着感叹号的大写字母的便条回复他：“你一心想要强攻达达尼尔海峡，什么也不能使你改变主意——什么都不能。我很了解你！你留下吧，我走。”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挫败、在法兰西的血腥僵局，再加上费舍尔的辞职，都迫使摇摇欲坠的自由党政府诉诸与保守党的联合。
 有些人认为强攻达达尼尔海峡可以改变战争进程的想法始终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错觉，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首先，即使打通了通往俄国的黑海航线，英国和法国自己的军队也缺乏足够的武器和弹药——他们并没有多余的可以海运给俄国人。其次，即便皇家海军炮轰君士坦丁堡，但仅凭海上力量就能迫使土耳其人投降这一点非常值得怀疑。汉密尔顿的军队规模太小了，不可能赢得一场陆地战役的胜利，除非土耳其人自己崩溃瓦解，但他们从未表现出这种可能性。最后，就算将土耳其赶出战争，这也几乎不会给德国和奥匈帝国带来进一步的失败。一战和在二战一样，只有在西线也打败了德国才能获得胜利，丘吉尔非常愚蠢地做出了相反的假设。当然，在达达尼尔海峡的胜利可能会非常有用，会鼓舞协约国的士气。但是这看起来根本不像是战争的决胜一击，整个1915年夏天和秋天，可怕地消耗了协约国的人力和资源。
 颇具影响力的英国战地记者埃利斯•阿什米德-巴特利特旅行到伦敦时，向每一个愿意听他讲话的政治家表示这场战役是没有出路的灾难。起初并没有人听从，由极其糟糕的将军们指挥的灾难性行动依旧在继续进行着。7月末，艾尔默•亨特-韦斯顿精神崩溃了，在登陆前，这位指挥第29师的屠夫还愉快地耸着肩说“可以预料到因子弹、水雷、炮弹和溺亡会造成严重的损失”。8月的战斗，让协约国在四天内损失了2.5万人，另一位将军沮丧地写道，他的部队之一，第53师，士气十分低落，“随时可能溃逃”。澳大利亚的战地记者基思•默多克紧随阿什米德-巴特利特其后，在回国报道中声称加里波利战役是徒劳无功的。澳新军团已经变得完全厌恶和蔑视英国将军了。
 10月，对汉密尔顿的解职姗姗来迟，取代他的是查尔斯•门罗爵士，他立即建议放弃这场战役，撤退军队。基钦纳亲自从伦敦过来查看，他支持门罗的结论。11月，情况更糟糕了，因连续三天的猛烈风暴，路上补给变得不可能了，这使得岸上八万人的困苦更加严重。有些人在原地冻死了。
 而最后，撤退成了这场战役中唯一效率高的部分。为了阻止土耳其人发现正在进行的事情并趁虚而入，战线上的士兵是逐渐减少的。12月18日，主要的撤退行动开始了，1916年1月8日，最后一批人从赫勒斯角撤离。在海滩上，五百匹可怜的骡子，也就是最后一批上岸充当驮畜的动物被射杀。
 一名澳大利亚军官留下了一张便条给土耳其人，请求他们保护澳新军团的坟墓，说他觉得他们会这么做的，正如他们在战斗期间表现得“非常令人尊敬”。另一个士兵留言称：“你们没有把我们赶走，伙计，我们只是自己离开了。”一名澳大利亚轻骑兵摆了一张四人桌，上面放着果酱、罐装牛肉、饼干和奶酪。他的便条写道：“这个休息处并没有陷阱。”
 达达尼尔海峡战役给土耳其造成了251309人的伤亡，其中有87000人丧生；法国阵亡10000人，澳新军团阵亡8709人，英国阵亡21000人。在两场世界大战中，新西兰人的伤亡人数比例最高，可能是所有协约国士兵中最惨重的。在于加里波利服役的8556人中，有2701人丧生，4752人受伤。与西线的杀戮相比，这一伤亡相对较小。英国在1916年的索姆河上可能仅仅一两天就会丧生这么多人。但不管怎么说，达达尼尔海峡在战争史上都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因为这场徒劳的阅兵的上演地点非常接近充满了古典传说的陆地和海岛——特洛伊。对澳大利亚人而言，用他们的一位历史学家的话说，它变成了“一个荷马式的传说”。自那以来，他们就以一种强烈的、典型的民族主义方式宣称这个传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甚至是在21世纪，他们的后代子孙中还有很大一批被吸引到加里波利，参加纪念活动。澳大利亚的民间传说将该半岛定性为古老的“母国”将军们严重背叛了其自治领的年轻人们的地方。这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印象，但是有时令人感到生气的是，我们发现现代澳大利亚人完全不知道当时丧生的英国士兵是澳大利亚士兵的两倍这一事实。
 温斯顿•丘吉尔直到去世时都一直认为如果海军和陆军的将领们更英勇并且更有能力的话，战争的进程可能会在这里发生改变。几乎没有现代历史学家表示赞同。加里波利战役从根本上来说是有缺陷的，而且执行不力。这位海军大臣承受了这次失败所带来的大部分激烈的政治责难。他被迫辞职，并且同意在法国担任一个营的指挥官。1917年，他才再次被召入劳埃德•乔治所领导的政府，直到1940年，某些英国政治家才会原谅他或者说忘记他对达达尼尔海峡所负有的责任。
 许多战争中的许多战役在后世子孙看来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所有的战争都会牺牲人命。那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海上和加里波利的岸边战斗和丧生的年轻人们的日记和信件是战争中最令人感动的文件。参观这一战场就是来历史上最可怕的一场冲突中最激动人心的遗址之一朝圣，而艾伦•穆尔黑德也许会一直是其中最耀眼的记录者。

盖普拉特将军有一种能让整个加里波利故事焕然一新的个性。他从不争辩，从不踌躇：他总是想要进攻。此时，他带领老式战列舰穿过英国舰队，到达了英国舰队前方大约半英里处，在这里，他完全处于所有敌人炮火的射程内，随时都有被击中的危险。一到位置，法国战舰就从中心向外散开，以便给它们后面的英国战舰让出一片清楚的射界，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是连续不断的猛烈炮击。
我们也许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堡垒群被灰尘和烟雾笼罩着，它们的残骸中不时喷涌出火焰，慢慢驶过这片海域的战舰，身边水花四溅，有时会完全消失在烟气和喷雾中，从山丘间射来的榴弹发出刺眼的光芒，炮火声如大地震般隆隆作响。不久，“高卢人”号的吃水线以下被严重击穿，“不屈”号的前桅着火了，右舷上出现了锯齿状的洞，在25分钟里被击中了12次的“阿伽门农”号正在向一个更好的位置转移。这些打击虽然严重，但是几乎没有影响船员们——整支舰队的伤亡人数不到12人——到这时为止还没有一艘战舰的战斗力受到严重影响。
另一方面，对于在纳罗水道的敌人而言，形势变得更为严峻了。有些大炮被卡住了，半埋在泥土和残骸中，在射击控制和炮手之间的通信被切断，那些勉强继续发射的几门大炮火力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在加里波利那侧的13号堡垒因为内部爆炸而被掩埋，英国人和法国人都清楚，即便堡垒还没有被摧毁，敌方炮手此时也是士气低落的。他们的炮火断断续续地一直持续下午1点45分，在接近差不多两个半小时的持续战斗之后，炮火才差不多完全平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土耳其出人意料地站到了同盟国一侧，截断了协约国东西两线的联系，英法两国在土耳其北部的加里波利半岛发动了一场登陆作战。这场或许可以提前结束一战，或许能避免数百万人的伤亡，或许能改变世界局势的战役，却在协约国方面无尽的愚行中惨淡收场，使一切都成为了泡影。当时如日中天的英法联军为何会败于已然孱弱的奥斯曼帝国？这便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
本书兼具统帅视角和士兵视角，全面而生动地描绘了这片战场上的痛苦、恐惧、英雄，以及对人类生命的浪费，分析了各方力量的博弈，批判了决策者的优柔寡断、战场指挥者的混乱不堪，使本书成为研究一战历史不得不参考的一部经典著作。

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rehead），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战地记者，英国国防部首席公关。著有《北非三部曲》《白色尼罗河》《蓝色尼罗河》等作品，此外他还承担了电影《东方惊雷》的编剧工作。
张晶，历史系毕业，从事翻译工作，正在翻译领域摸索前进。

没有任何人能够对穆尔黑德的叙述和主要结论提出挑战，甚至也没有人能够胜过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超级灾难中最大灾难之一的精彩绝伦的描述。
——马克斯•黑斯廷斯爵士，英国军事史学家、记者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论著中，本书可堪跻身最佳之列。
——戈登•A.克雷格，美国历史学家

这个故事无比精彩！因为穆尔黑德先生真切地知道战场看上去是什么样子、闻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是什么样子，他的读者能够“感受”战争，我从未读过比这更优秀的世界大战的描写。
——德鲁•米德尔顿，美国军事记者、评论家

如果说有一场战役或许能提前结束一战，或许能避免数百万人的伤亡，或许能改变世界局势，那一定是加里波利战役。而这场战役的失败，使一切都成为了泡影。如日中天的英法联军为何会败于孱弱的奥斯曼帝国？这便是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
本书为读者展现了当时世界局势的风云变幻和战场上的种种细节，是研究一战历史不得不参考的一部经典著作。

◆一战史的经典之作——本书甫一出版，便获得了丘吉尔亲自颁发的达夫•库珀奖，以表彰其对一战历史研究的杰出贡献；
◆语言生动，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在这部书中，读者能读到丘吉尔的好战、费舍尔的隐忍、恩维尔的刚愎自用、汉密尔顿的优柔寡断，也能读到达达尼尔海峡纷飞的炮火、水下战场的惊心动魄、赛德艾尔巴尔要塞前的血腥屠杀和澳新军团湾里挥之不去的疫病和蚊蝇。从某种程度上讲，读者可以像读一本历史小说一样阅读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