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辱与俘虏

故事的由来

那场日本战俘暴动事件，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地区的考拉镇——在小镇边缘的一所战俘营里。当时我九岁，父亲正在海外服役，不在我身边。家门口缺少他的把守，无法依靠他抵御暴乱，即使在悉尼郊区似乎也会感到，这是异常恐怖的事情:一场源自腹地的入侵。事件的动机令人不解，超出了我们的文化视域与想象的边界。据我们判断，种种动机之中，应该包含这样一种企图：向妇女、儿童以及男人，按照这个顺序，施加难以言说的伤害。
为了挫败这歹毒的阴谋，民众自发地武装起来。我的一位姑婆住在离考拉镇不远的一个镇子里，因为男人们不在家，她每晚都傍着斧头入睡。农夫不得不暂离农舍时，会把步枪留给妻子，以此保卫家庭，保护自己。
渐渐地，越狱战俘的动机显露得愈发清晰，通过结尾处致谢部分提到的专家、书籍以及文献，可以搜集到相关证据，拼凑起一幅更为精确的画面。
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严格再现1944年8月4日至5日，考拉镇暴动中发生的诸般事件。我不想冒犯那些在当晚、之前以及之后几天中幸存下来的人，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想试着尽可能精确地去解读那场灾难的双方所处的文化环境。这并非一部“隐去真名的纪实作品”——那种作品的每个角色，都反映着现实中的人，有的依然在世，有的已然去世。但我的角色在设计上，并不追求对美德、罪行、愚昧、狂热或英勇之举的反映，尽管在考拉镇暴动事件的真实“角色”身上，这些都有着明显的体现。无论如何，我们掌握的细节都不足以充实所有角色。小说家要做的是，组合并放大这些细节——写小说的部分任务就在于此。诚可为此致歉，却是在所难免。
以澳大利亚乡镇边缘的一座战俘营为背景，我想试着书写的是一个相似的故事，或者说，一个受1944年考拉镇事件启发的故事。我将类似的事件纳入一个名为加韦尔的虚构所在，为此，我要向考拉镇的民众，向那晚暴乱中死难者的灵魂请求原谅。我的故事就像考拉镇事件的兄弟或姐妹——两者因DNA而紧密相连，在诸多层面相似，但采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一·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例如，在加韦尔战俘营的暴动事件中，满月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正如在考拉镇事件中一样。不论在真实还是虚构的小镇里，那个高潮迭起的夜晚都异常寒冷。不过爱丽丝·赫尔曼确是虚构人物，仅仅存在于本故事的叙事范围之内。詹卡洛·莫里萨诺也是如此。（但我们知道，两人间的情感关系的确曾在那个时代发生。）现实中，考拉镇意大利战俘区的指挥官是E.V.蒂姆斯少校，一位小说家。然而虚构人物萨特少校，那个撰写着鼓舞人心的电台节目剧本,掌管加韦尔战俘营C区的指挥官，绝非用来影射E.V.蒂姆斯的生活、行为、动机，或他的所思所想。指挥官艾博凯尔上校这个角色，也绝非用来描绘现实中指挥官的性情或他生活中的事件。考拉镇战俘营里的确有个韩国告密者，但并不是本故事中的郑恩屋。有名日本战俘曾试图向守备队示警，但不是本故事中那个叫作本恩的人。
即便如此，我却希望这个故事具有真实的一面，在动机的想象方面、角色的行为方面——在感受上，能够切实再现那个时代发生过什么。小说往往试图用谎言，用杜撰来表达真实。通过虚构的加韦尔战俘营，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考拉镇现象，阐释意念的强大力量，诠释这场越狱事件揭示的、我们所表现出的迥异观念。
以上“免责声明”常见于小说之中，因而，指责小说家“只对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最好的部分负责”可谓恰如其分。如果真的如此，我希望这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他们得到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不管经过如何冒昧的改动，这都是一个绝好的故事，我只塑造了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由1944年8月发生的事塑造——这些事发生在那个远离战争前线，远离世界主流话语的小镇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的一个偏僻小镇附近有一座战俘营，里面关押着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战俘。日本战俘与西方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心理隔膜，这让本就烦心事缠身的战俘营长官头痛不已。战俘营附近的小镇上，初为人妻的爱丽丝邂逅意大利战俘詹卡洛，由此产生一段意料之外的纠葛。与此同时，自杀与越狱的念头在日本战俘间酝酿，小镇居民生活在惶恐不安中。

著者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澳大利亚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得主，四次获布克奖提名，1982年凭借代表作《辛德勒方舟》获奖，该作品后被改编为享誉全球的电影《辛德勒名单》，获奥斯卡金像奖。肯尼利是一位富有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家，其创作灵感多基于史实，擅长在时代背景下刻画人物的情感与心理，呼唤正义与人性。

译者

李尧，1946 年生，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西悉尼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资深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西悉尼大学澳中艺术与文化研究院兼职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从事英语教学与翻译四十余年，翻译英、美、澳大利亚文学，以及文化、历史著作60部，其中多部获奖。2008年因在中澳文化交流，特别是翻译领域作出的贡献，被澳大利亚“澳中理事会”授予杰出贡献奖章。2018年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FASIC)授予其终身成就奖。

刘洋，北京大学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毕业学员，文学翻译爱好者。

故事的由来

那场日本战俘暴动事件，发生在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地区的考拉镇——在小镇边缘的一所战俘营里。当时我九岁，父亲正在海外服役，不在我身边。家门口缺少他的把守，无法依靠他抵御暴乱，即使在悉尼郊区似乎也会感到，这是异常恐怖的事情:一场源自腹地的入侵。事件的动机令人不解，超出了我们的文化视域与想象的边界。据我们判断，种种动机之中，应该包含这样一种企图：向妇女、儿童以及男人，按照这个顺序，施加难以言说的伤害。

为了挫败这歹毒的阴谋，民众自发地武装起来。我的一位姑婆住在离考拉镇不远的一个镇子里，因为男人们不在家，她每晚都傍着斧头入睡。农夫不得不暂离农舍时，会把步枪留给妻子，以此保卫家庭，保护自己。

渐渐地，越狱战俘的动机显露得愈发清晰，通过结尾处致谢部分提到的专家、书籍以及文献，可以搜集到相关证据，拼凑起一幅更为精确的画面。

但事实上，我并没有严格再现1944年8月4日至5日，考拉镇暴动中发生的诸般事件。我不想冒犯那些在当晚、之前以及之后几天中幸存下来的人，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想试着尽可能精确地去解读那场灾难的双方所处的文化环境。这并非一部“隐去真名的纪实作品”——那种作品的每个角色，都反映着现实中的人，有的依然在世，有的已然去世。但我的角色在设计上，并不追求对美德、罪行、愚昧、狂热或英勇之举的反映，尽管在考拉镇暴动事件的真实“角色”身上，这些都有着明显的体现。无论如何，我们掌握的细节都不足以充实所有角色。小说家要做的是，组合并放大这些细节——写小说的部分任务就在于此。诚可为此致歉，却是在所难免。

以澳大利亚乡镇边缘的一座战俘营为背景，我想试着书写的是一个相似的故事，或者说，一个受1944年考拉镇事件启发的故事。我将类似的事件纳入一个名为加韦尔的虚构所在，为此，我要向考拉镇的民众，向那晚暴乱中死难者的灵魂请求原谅。我的故事就像考拉镇事件的兄弟或姐妹——两者因DNA而紧密相连，在诸多层面相似，但采用了不同的名字，在一·些方面具有不同的特征。

例如，在加韦尔战俘营的暴动事件中，满月扮演了应有的角色，正如在考拉镇事件中一样。不论在真实还是虚构的小镇里，那个高潮迭起的夜晚都异常寒冷。不过爱丽丝·赫尔曼确是虚构人物，仅仅存在于本故事的叙事范围之内。詹卡洛·莫里萨诺也是如此。（但我们知道，两人间的情感关系的确曾在那个时代发生。）现实中，考拉镇意大利战俘区的指挥官是E.V.蒂姆斯少校，一位小说家。然而虚构人物萨特少校，那个撰写着鼓舞人心的电台节目剧本,掌管加韦尔战俘营C区的指挥官，绝非用来影射E.V.蒂姆斯的生活、行为、动机，或他的所思所想。指挥官艾博凯尔上校这个角色，也绝非用来描绘现实中指挥官的性情或他生活中的事件。考拉镇战俘营里的确有个韩国告密者，但并不是本故事中的郑恩屋。有名日本战俘曾试图向守备队示警，但不是本故事中那个叫作本恩的人。

即便如此，我却希望这个故事具有真实的一面，在动机的想象方面、角色的行为方面——在感受上，能够切实再现那个时代发生过什么。小说往往试图用谎言，用杜撰来表达真实。通过虚构的加韦尔战俘营，我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考拉镇现象，阐释意念的强大力量，诠释这场越狱事件揭示的、我们所表现出的迥异观念。

以上“免责声明”常见于小说之中，因而，指责小说家“只对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中最好的部分负责”可谓恰如其分。如果真的如此，我希望这部小说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他们得到了两个世界中最好的部分。不管经过如何冒昧的改动，这都是一个绝好的故事，我只塑造了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部分，由1944年8月发生的事塑造——这些事发生在那个远离战争前线，远离世界主流话语的小镇里。

……

《耻辱与俘虏》是一部虚构长篇小说，是澳大利亚国宝级作家、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得主、反法西斯电影《辛德勒名单》原著作者托马斯·肯尼利晚年创作的钟爱之作，也是一部能处处让读者感受到人性美的温情之作。在战争的背景下，本书讲述了战俘营中的人生百态，在作者细腻的刻画下，向读者展示了人性深处的博爱与宽容，互助与奋进，即便是在战争这样的特殊时期下，爱也是人心底最深切的渴望，而对生命、和平、幸福、友谊、希望与温暖的追逐与向往，是人性的永远的本能。

如果传奇般的《辛德勒名单》还不足以证明托马斯·肯尼利的文学天才的话，这部作品一定可以。——《纽约每日新闻》

这部作品有血有肉、情感充沛，毫不逊色于他五十多年创作生涯中的任何一部作品……肯尼利运用优雅的古典主义技法，将太平洋战争这个宏大叙事微缩，却不损其精妙。这部作品发人深省，令人震惊，透视人性。——詹姆斯·基德，《文学评论》

肯尼利又回到了二战时代，重现了那种惊人的戏剧性效果，多层面探索勇气、忠诚、同情和文化隔膜。——《书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