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英无声--回忆我的双亲罗烽白朗/东北流亡文学史料与研究丛书

    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爸爸、妈妈的婚姻没有太多的卿卿我我，也没有更多的罗曼蒂克。踏踏实实的生活多于浪漫的情调，道德上的责任多于情感上的缠绵，他们的婚姻纯属东方传统型的。他们彼此相敬如宾，是夫妻，是战友，更像师生，妈妈一直把爸爸视为老师和领路人。他们六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大多是在动荡的年代里度过的。诚然，这生活中有欢愉、有幸福，但也有痛苦、有波折，甚至有危机。他们长期处于紧张而不安定的氛围中，政治上、精神上受到沉重的压抑，势必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影响到他们的家庭生活。

    1941年年初，妈妈到延安犹如一只小鸟飞入广阔的天地。她要展翅翱翔，她要奋发工作。然而，她发现自己的手脚常常被孩子所羁绊，好不烦恼。哪有母亲不爱孩子的，但她也渴望工作。在哈尔滨，在上海，由于接连怀孕生孩子，她比喻自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这种悲剧意识没完没了地压迫、折磨着她。为了纪念夭折的儿子，妈妈怀着歉疚、自责而又矛盾的心情在《珍贵的纪念》一文里写道：

    我没有母性，怕骚扰，爱孤独。尤其讨厌那呱呱乱叫的

    孩子，别人誉为“安琪尔”的可爱孩子，在我看来却不过是

    一个女人的累赘。无论怎样有希望的女人，一生孩子，她的

    自由会被孩子束缚住，她的意志会消磨净尽了，她会变成一

    个孩子的奴隶，永不解放。

  现在“回家’’的娜拉要再度走出家门，她要去医院做绝育手术，从此，做一个自由的女人。

    初到延安，爸爸、妈妈有时去毛泽东主席家做客，所以妈妈和汀青也时有往来。女人碰在一起，嘴上往往离不开家务、孩子。妈妈十七岁结婚，十年间，前前后后共怀孕七次，前边的五个孩子除一个由于庸医误诊小产外，其他四个也相继天亡。战争年代对于一个投身革命的女人来说最大拖累莫过于生儿育女。闲聊中，江青说她生下女儿便做了绝育手术。多年来，妈妈一直梦想争得自我解放。她也想做绝育手术!可心里仍然七上八下顾虑重重，怕婆母不同意，怕丈夫不理解。她自己悄悄去医院，当大夫问家里意见时，她谎称家里都同意，就这样办了住院手续。那时延安条件十分艰苦，住中央医院也是病人自带行李。这下可难坏了妈妈，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只有两床被子。因为没有被子，妈妈迟迟住不进医院。毛泽东知道后让江青送去一床新棉被。当然，这样的大事终归瞒不过家人，爸爸知道后并没有怪罪妈妈。他知道妻子接连怀孕、生育吃尽了苦，不能再让她受苦了。爸爸完全理解妈妈的心情，他尊重妻子的决定。

    当时，妈妈只有二十九岁，爸爸也才三十岁出头。他们顾前不瞻后，以后会怎样谁都不曾想过。当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该谈恋爱成家了，爸爸、妈妈以‘‘过来人”的身份叮嘱子女该怎样或不该怎样。爸爸告诫女儿，婚后即使有了孩子不想继续生育也不要做绝育手术。话虽然不多，但浸透着他的生命体验却是沉重的、苦涩的。

    然而，无论怎样，爸爸在妈妈眼里永远是自己革命的引路人。而妈妈在爸爸心中仍然是三姨家的二表妹，始终对她关爱有加。爸爸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病情越来越严重，整日昏昏沉沉、糊里糊涂，可他记着妈妈爱吃干果而满口假牙没办法嗑，就常常拿着小锤子把榛子、核桃一个个地砸开，送到妈妈面前。

    1991年，爸爸逝世前一两个月，神志完全不清，连大小便也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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