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纪念(代序)
1978年,我和春姐应邀参加聂耳新墓修建完成的迁墓典礼。当我们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再来悼念青年时代的友人聂耳时,想到他在仅仅24岁的短短生命中,就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辉煌贡献,那痛惜他生命的短促,又深惭自己碌碌一生,虚度光阴,愧对故友的心情是十分深切的! 年华似水流,聂耳的音容笑貌犹在人间,然而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
我是通过春姐才认识聂耳的。那还是20年代下半期,我和春姐是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预科同班同学。姑娘们胆小,清早上学非结伴不敢经过僻静的翠湖。下 午放学,春姐却常常不和我们同行,或称:“我的功课还未做好”;有时又说:“我要去姑妈家,不能和你们同路。”不久,男生们发现了春姐的秘密:有一个小青 年经常坐在校苑主楼“会泽楼”前,三叠平台九十多级的大石阶底层,等她放学。校门向东,有座“为国求贤”的牌坊,人们多从那里出入,石阶脚底很少有人经 过。又不久,有人在报刊上发表了《玫瑰田畔》一文,描画了聂守信(聂耳的本名)与春姐在郊野情趣盎然的恋爱事迹。男同学们不无几分妒意地说:“春miss 真怪,东陆大学这么多男同学,她一个也看不上,偏偏去找那位‘稀饭生’!”聂守信是师范学校学生,这种戏谑加轻蔑的称呼,是认定他将来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多 大出息的小学教师吧?那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地处边陲的云南,封建意识还很有势力,他们的恋爱是躲躲藏藏的,即使相约出行,走在街上也是一前一 后,相距数十步之远。春姐的女伴们更不愿插进去惊扰他们,只是悄悄地赞助,希望他们幸福。
20年代,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凌中国十分猖狂,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昆明边城文化教育虽然落后,爱国青年们,尤其是得到共产主义思想 指引的青年们,却不甘落后。聂守信正是这偏远城市得风气之先的少年之一。他向往光明,追求进步,一旦得到党的指引,便奋勇前进,活跃在20年代昆明的学生 运动中。他的行动,春姐是赞许和支持的。
聂守信以他突出的音乐和戏剧才能为春城群众所赏识。他和春姐结识,不仅因为她是一位质朴、温柔的姑娘,更重要的是她有一副圆润婉转的歌喉。他们的感情基础是共同的音乐爱好,他们以音乐、戏剧互相鼓舞着前进。 聂守信积极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不畏权豪,不怕险阻,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动统治者的忌恨。在传出要对他施行迫害的恐怖声中,他不得不离开家乡。
1932年,聂守信从上海来到北平。那时我在北平读书。他在宣武门外校场头条的云南会馆找到我。一见面就畅谈起来。话题当然从春姐开始,那时春姐在家乡当 小学教师。他把春姐最近寄给他的照片给我看。那是昆明有名的“存真”照相馆的作品。春姐穿着白上衣、黑裙子,一副朴素淡雅的女学生打扮。相片背面有守信用 精细工整的小楷写的题句:
记得你是一朵纯洁的白兰, 清风掠过,阵阵馨香, 我心如醉, 愿人世间常留你的芬芳。 记得你是一只小小的鹂莺, 百转千回,娇娆娉婷, 声声迎来阳春似锦, 辽阔大地,请容和我共鸣。 ……
题句把他们俩过去和未来的理想都作了表达,感情真挚纯朴。他还对我讲:他要攒一笔路费把鹂莺接出省来学音乐。他问我:“出省用了多少路费?”我 说:“30块大洋,由昆明金碧路安南人开的‘天然旅店’承包至上海。像运猪仔一样,坐的是四等火车和轮船的底层统舱。沿途经开远、老街、河内、海防、香港 各站,每到一站便住在‘天然’的分店。”他说:“我要多攒几块钱,让她途中宽裕些。”我诉说一些对当时上海社会现实的反感,如“鸿运旅社”擅自抢走行李, 逼着旅客去他店里住,被大敲竹杠;刚买到一支自来水笔插上衣襟,转眼就遭扒劫,等等,担心春姐也会遇此不幸。聂守信说:“不怕,有我接她呢!”那种自信和 天真,使人大放其心。
他在北平几个月,我们曾同去清华、燕京等名牌大学找云南同乡玩。他活泼,风趣,对人亲切。他的艺术才能随处都流露出来,同乡们每见面就要他表演。他有杰出 的“口技”,学猪叫、羊叫,特别是模仿两只鸟儿对语,听了简直有置身于滇池畔太华山密林幽谷中的感觉。有时,他学两只狗打架时的吠声,一声比一声凶猛,斗 到难解难分时妙趣横生,令人捧腹绝倒。和他在一起,使人欢快,乐观。
他在北平只住了几个月,可一点也不放松音乐学习。在北平,他拜过两位提琴老师:清华大学乐队的俄国指挥托诺夫和法国来北平演出的著名提琴家让巴??李斯特。后来都因付不起学费而终止。更多的是在云南会馆自己寝室里闭门拉琴。冬天,他就回上海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聂耳用笔蘸着心头的热血,把忧国忧民的愤懑激情灌注进乐曲里,他和全国苦难的人民在被压迫的黑暗时代同呼吸、共患难、共忧伤,谱出 了一支支呼唤奋起抗日的战歌,点燃了亿万群众心头的烈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庄严嘹亮的歌声响遍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直到今天,仍在激励着全中国人民奔向四化的崇高目标。
正当祖国和人民期待着聂耳充分发挥艺术才能的时候,竟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使他过早地结束了朝气蓬勃的生命。这是何等的不幸!春姐穿着白色旗袍,把聂耳的 骨灰瓶捧在胸前,双眸含泪木然呆视的眼神,恨天不遂人愿的悲伤情景以及她“相见恨晚,相聚恨短”的喃喃低语,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早些年,我没有为聂耳写些什么,也不鼓励我的女儿谷应去写,主要是不愿违背事实去随和某种社会潮流,把极“左”思潮强加在聂耳身上。当前,虚夸的风气遭到 谴责,我的女儿谷应希望较真实、较生动地把少年时期的聂耳写出来。我支持她做好这件事,因为这也是我多年没能实现的心愿。
谷应出生在聂耳死后两年的30年代后期,小学和中学都在滇池畔度过,对这南天一角的边城社会及民俗还不算陌生,但20年代的历史风云也较多限于书本知识。 为了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和更多地了解聂耳当年的生活细节,我曾多次带她去访问聂耳的哥嫂和侄辈们以及故居邻里、母校同窗。访问中最令人高兴的是几次见到聂耳 从小学、初中到省立师范时的同学,聂耳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介绍人郭辉南。辉南同志年逾古稀,双目已失明,但精明敏捷,记忆力仍然很好,有关聂耳当年的点 滴,他都作了细致的描述。他十分深切地希望尽快尽好地写出这部有关聂守信的书。曾经参加20年代昆明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浦光宗、徐克、李家鼎、李家玉等几 位革命老前辈,不仅详细介绍了当时的革命斗争,还提供了精心保存的珍贵资料。 为了使书中民族习俗的描写符合当时情况,谷应还去请教了云南大学民族史、民俗学教授江应樑,江教授给予了很多帮助。此外,云南音乐家协会与省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聂耳生平事迹展览,也给了她不少直观教育和感性知识。
书中鹂莺以我的好友春姐为模特儿。这位因患白内障而双目几乎失明的老人提到50多年前的往事,仍兴奋异常地搜寻着那黄金般的青春岁月的记忆,娓娓诉说。从 她那似悲戚、似欣慰,以及不时流露出的“相见恨晚,相聚恨短”的慨叹,从她那苍老皱缩但仍端庄秀丽的容颜,从她那雾茫茫的眼神里,仍能感触到她心灵深处所 重现的青春的光彩! 这本书就这样在前辈们的热心支持下写成了,是略可告慰于故友——人民音乐家的在天之灵的。
20年代的昆明,人民革命力量在萌芽,聂守信在故乡生活的日子里,以他年轻热炽的生命奋进着,以他艺术的敏感追求着,给滇池之滨的春城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郭沫若同志在聂耳的墓志铭中写道:“巍巍然与国族并存。”我们的音乐家是当之无愧的!
全 荃 1984年春于昆明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