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精)/先驱译丛

从书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

托尔斯泰巨大的身躯依然嵯峨，阻挡着地平线，几个先驱智者却或已经发现，在巨人托尔斯泰背后赫然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如多山地区所见：最近最高的山峰，往往为毗连的峻岭所遮掩而不得窥其巍峨，等到慢慢远离之后才重新发现其雄伟。这座被半遮半掩的山峰，这个重峦叠嶂中神秘的山崖，就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条丰美的江河发源于斯，如今正可大量满足欧洲新的渴望。可与易卜生和尼采媲美的正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他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

大约十五年前，德·沃居埃先生以高贵的姿态，托着雄辩的银盘向法兰西献上打开俄国文学的铁钥匙，但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却为他论及的作家之粗野表示歉意。他承认陀氏具有某种天才，但同时，又合乎礼仪地有所保留，为陀氏太多的粗言秽语感到非常不自在，尚希读者原谅，说什么“绝望促使他千方百计让我们的世界去理解他的世界”。德·沃居埃先生对陀氏早期作品略加陈述，觉得这些作品即使不讨人喜欢，至少尚可忍受。之后，他着重论述了《罪与罚》，提醒读者注意，“完成这部作品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便停止上升了”。读者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当时除了此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翻译过来。他甚至说：“陀氏还会振翅飞翔一阵子，但只是在迷雾中，在越来越混浊的空中转圈子罢了。”然后他宽厚地介绍了《白痴》一书的特点，接着谈到《群魔》时，说这本书“杂乱无章，布局不工，不伦不类，充斥着世界面临末日的论说”；至于《作家日记》，就像“暧昧不明的赞歌，既缺乏分析又逃避论战”。他只字不提《永久的丈夫》和《地下室手记》，却写道：“我未提一本叫《成长》的小说，因为比起先前的小说要差得多。”继而更不客气地指出：“我不想多谈《卡拉马佐夫兄弟》，据普遍供认，俄国极少有人有勇气读完这个没完没了的故事。”最后他作出结论：“我的任务只限于唤起人们注意这个作家，他在那边已大名鼎鼎，在这里却几乎名不见经传；我只想指出他的作品中最能显示他多方面才华的三部（？），那就是《穷人》《死屋手记》《罪与罚》。”

因此，我们不大知道该怎么办，该感激德·沃居埃先生吧，不管怎么说，他是第一个告知我们的人，或者该对他生气，因为尽管他确实诚心诚意，看上去还勉为其难呢，但他向我们介绍这位奇才时所提供的形象却是过分简略的，很不完整的，甚而至于歪曲的。因此我们怀疑，《俄罗斯小说》的作者引起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是有利于陀氏的，但只叫人们注意他的三本书，那就有损于陀氏了。诚然这三本书令人赞赏，但并非最有意义的，唯有读他更多的书，我们的赞赏才是完完全全的。不过，对一位沙龙式的智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好理解，或不好一下子深入理解。“他一味使人疲劳，活像纯种马总在活动，叫人不得休息。再加上被迫在小说中认出自己，结果读时特别费劲，闹得精神十分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人士谈起贝多芬最后几部四重奏，其说法没有什么两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寿命不长。”

德·沃居埃先生这些贬义的评价实际上延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使读者望而生畏，结果竟允许夏尔·莫里斯先生削足适履，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译得残缺不全，所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终于慢慢由多家出版社一部部出全了。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读者的吸引速度仍然缓慢，而且只限于相当特殊的精英层；不仅颇有教养颇认真颇宽厚的广大读者嫌弃他，甚至对易卜生的戏剧都不动心了，而且那些能欣赏《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或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如痴如狂而对他人不太厚道的读者，也嫌弃他。这就怪不得德·沃居埃先生了，否则就不符合实际了。究其原因，相当微妙，但研究陀氏书信能使我们找到大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