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

胡百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副校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2017）。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学与公共传播，近年聚焦于传播与社会认同思想史研究。代表著作有《说服与认同》《中国公共关系史》等，译著有《舆论的结晶》《制造认同》等。曾荣获国家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教育部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人文社科类）。

第一章 传播与秩序：重返基源问题

一、重返传统的态度与方法

现代化与告别传统

同情、理解与复造传统

寻找基源问题

传播作为人之存在境况

二、传播与秩序

道德、言说与秩序

历史的秩序与秩序的历史

元概念与元问题

三、观念世界与意义之网

普照的光

整全秩序

重申人学意识

第二章 言说、交往与存在

一、言说：人之道，仁之文

有德者必有言

嘉言罔攸伏

言行两顾

修辞立其诚

言以全性

二、存在：君子所以动天地

君子三变，其言也讱

存亡之机，谈何容易

圣人糟粕，理在绝言

三、交约之道

终身之忧

面目不可掩

知时体情

修己安人

第三章 礼治、交往规范与共同生活

一、从人天沟通到人间秩序

事天治心

植礼入政

礼之本

化性起伪

二、从王道思想到交往规范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

礼仪三百，必本人情

礼以正国

礼即理

礼下庶人

三、从关系网络到意义世界

关系、器物、制度与意义

公私共守，惟礼是从

自由于己，行礼不倦

第四章 辩论、明理存道与理性精神

一、明理存道：辩与不辩之间

最初的消息

不辩与不得不辩

无辩与辩无胜

非辩不可与腾说天下

二、纯智思辨：在语言的道路上

经验与逻辑

思辨致之

向名而辩

三、可爱与可信的形而上学

名实相离

无益于治

证真成理

第五章 言路、协商与政治认同

一、天道与言路

纳言与喉舌

天命谴告

二、言路上的士人与苍生

言路与兴亡

药石之言与人间疾苦

历史的面孔

三、协商政治

道理最大

立国元气

下坡路与路尽头

开明专制

第六章 舆论、秩序与社会整合

一、民心、民意与民智

民心至上、民意可惧与民智不足用

疏堵二难

教化与引而致之

二、历史的岔口

舆论与现代化

舆论的暗面

造健全之舆论

三、舆论进化与国族进步

理性养成与舆论进化

再造理性

再度转型

第七章 共识、公共性及其价值基础

一、公道凝摄：明分使群与天下归仁

能群善群

天生人成

一天下

二、公理体认：理一分殊与格物穷理

天道礼法外铄

天理济于公明

理一分殊

三、公议确证：意见之理与公定是非

心所同然

公定是非

以礼代理

公德合群

理性、共识及其对话转向（代后记）

第一章 传播与秩序：重返基源问题

作为一个学科或专门学术领地的传播学，已从西方引入中国四十余年。此间，中国与世界相互介入，在政经、社会、文化和思想诸领域形成了多维的交往斜坡。此一斜坡的基址，实可远溯至19世纪中后期。一批先锋分子于国门初开之际，见它险峭立在目前。历经洋务、维新、立宪、共和等艰辛尝试，斜坡之巅应许的现代化盛景犹遥不可及。20世纪70年代末，国门重开，又见斜坡。作为现代化的跟随者，中国在主动的拥抱和攀升中，收获了中西会通的一些果实，亦未免承受先行者据于思想、理论和价值高地的俯冲。传播学亦为俯冲之物，我们开门迎纳了西学的概念、知识和方法，直至它们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霸权”。

伴随现代化之路的铺展，中国渐行至平视西方的历史时刻，且辟出不同的道路。平视与仰望，所见殊异。早前巍巍然立于斜坡之上的西学，一经平视审辨，便顿时显露自身局限及对中国语境之不适。这唤起了反思中国知识体系主体性、构建中国现代化理论范式的普遍自觉。在传播学领域，此等自觉激发了三项作为：一是重返西方传播学本源――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耶鲁学派、多伦多学派、欧洲诸批判学派等，或挺进学术史的“灰色地带”，以重彰那些“不应退出历史舞台的范式”，或重估西方理论的解释效力；二是主张以中国问题而非西方知识为逻辑起点开拓学术，“我们的‘本土化’研究应该是从提问开始，是从中国的现实传播问题开始”，改变中国问题沦为西方理论之案例佐证、思想佐料的窘境④；三是连接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强调用学术讲政治，倡导“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此三项努力大抵可概括为重返西学本源、重返现实问题和重返中国立场，反映了学科主体性自觉的向度和进路。而在此之外，尚须辟出重返中国传统这一脉络，以补阙、理解历史，为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建构提供可接续、转化的传统思想资源。本章试图解决三个问题：面对传统的态度和方法，这是书写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前件准备；开显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言说与秩序的关系及其若干子题，以整体呈现传统思想的本来面目和发生机制；探讨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

一、重返传统的态度与方法

自19世纪中后期始，知识界惯以古、今、中、西“十字路口”的说法比拟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学术处境。之后百余年间，向“西”、向“今”的维度持续铺展，向“中”的自觉亦日趋强烈，遂形成以西学解释今日中国问题的理论局面。比照之下，向“古”的进路则未免迢阻曲折。在清末民初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思想论争中，“古”――传统一度被视为国族积弱与社会罪恶之源，是涤荡现实、开辟未来的障碍。一些激进分子认为，传统之路不可能通往现代化，线装书上的人天论、心性论和道德哲学长不出真理、民主、科学、实业和市场的思想种子。西方指示的现代化是一个新世界，“之乎者也”不堪为新世界的基底。在激烈的反传统浪潮中，积淀数千年的古典思想被称为“玄学”“专制的迷药”“穿戏服的老鬼”，是科学、民主、理性等一切现代之物的敌人，是国族现代化的“文化累赘”。故对待传统，不单是告别的问题，而必欲“打倒”和“摧毁”。一如查拉图斯特拉从山上走下来，宣告“上帝死了”，中国的启蒙与现代化亦须烧掉“孔家店”，将孔丘打成“丧家犬”。

现代化与告别传统

在持续“革命”的20世纪，知识界中的激进派固守一种归因定式：将中国现代化进路中的命运挫折，主要归罪于传统思想文化，视传统和现代为水火难容之物。这对革命动员和思想启蒙――唤醒现代意识固有其历史价值，但实属初步且粗糙的二元论和线性史观。譬如对现代化及其进展程度的评判，常与传统“残余”之扫除境况挂钩，仿佛距传统愈远，便离现代愈近。久之，在传统退场后的留白处，历史虚无主义混合西方中心主义滋生蔓延、疯长连天。面向自家传统的虚无主义情绪“褊急、浅薄而精神完全坠入幽暗”，抬眼尽望思想斜坡之上西方既成的现代化范式，遂以之为走出幽暗而待急逐的光。

事实上，一些有识之士早对中国现代化之路有冷静的省思。在19世纪末，即有人警示急切告别传统的中国士人，“现代性并不应许更加完美，反而常致漠视旧时传统”，“当促成中国现代化与其既往伟大历史的连接”。惜乎此等论调，很快湮没于时势急流之中。梁漱溟、冯友兰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现代化并不等同于全盘西化，更非与传统对垒为敌的呼声，亦因其温和“保守”而遭变革巨浪席卷。梁漱溟相信西学专擅“对物质世界的满足”，而东方文化尚有“求与他人他心的沟通，求生命的永久”之关怀。中国现代化自然也要走科学、民主、工业化道路，但抛却对“心”与生命的临照，必致空心无人的现代化。冯友兰认为中国现代化并非一个“东西问题”，而是一个“古今问题”。故现代之路并非全盘西化，亦非自弃传统，而当于中西互镜中由古及今自塑国族命运。“我们要‘工业化’，即与工业化有关者皆要，否则不要，则主张‘全盘西化’与‘部分西化’者大约都可满意了。而主张‘中国本位’者也该满意了，以中国为本位，与‘工业化’冲突者去之，不冲突者则存之。”

《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通过书写中国传播思想史，旨在促进中国传统传播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的传播学知识体系。本书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书写方式，提出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乃传播与秩序互构，或曰传播成就秩序。秩序生成于道或性——在天与自然为道、在人为性，而传播（言说、交往）乃载道成道、创生秩序的工具。

从基源问题出发，中国传播思想史可辟出若干指向不同传播情境或领域的子题：个体表达与人际交往，社会互动及其规范——礼与礼治，政治传播——言路与舆论，以及公共协商——理性、公共性及其价值来源等。上述子题分别指向言说与存在、礼制规范与社会交往、言路建设与政治认同、辩论与说服伦理、舆论与共识建构、公共性与公共生活。

本书重返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介入关乎人之存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大、基本问题；重振人文主义、价值理性和传播学的“人学”意识，构建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重申现实问题，促进古今会通、中西对话，将传播学这一“十字路口”坐成齐举在地知识与全球价值的学术道场，而非古今疏隔、西学凌驾的思想斜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