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

中译本旧序
万俊人
桑德尔教授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较为熟悉的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之一。近年来，他在哈佛开设的面向全球网络开放的“公正”课程已使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从大学校园到知识社会迅速扩大。2010 年春，他应邀来复旦演讲，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邓院长正来兄让我为之点评。我清晰地记得，几百个座位的学术报告厅被挤得水泄不通，报告厅外面的人甚至两倍于里面的人，桑德尔和我差点儿挤不上讲台。2011 年初夏，桑德尔因其新著《公正》的出版再次来北京演讲。他在清华的首次演讲非常轰动，在我们没有做任何校外广告的情况下，800 座的大报告厅挤了1 000 多人，外面还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强行关门而不得入内——我至今仍为当时不得不采取的下策而深感愧疚，那些被挡在报告厅外面的绝大多数是清华的学生！随行而来的桑德尔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目睹此情此景，惊讶不已。据我所知，这样的情形只有在2000 年我主持哈贝马斯先生在清华的演讲时曾经有过，足见桑德尔教授如今在中国大学中的学术魅力。据说，两天后在复旦的演讲同样如斯，以至于桑德尔离开上海返回波士顿前情不自禁地给我发来邮件称：“现在的中国一定是全世界最需要谈论正义和道德的国家了！”
是的，尊敬的桑德尔先生的直觉判断是完全准确的！无论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表象，还是眼下中国人的精神心理，吁求社会正义和道德伦理的强烈程度确乎前所少见。我这样说，并非为了反证什么，而只是想强调社会正义和道德伦理问题的现实紧迫性。我在一些演讲中将这种紧迫性称为“道德紧急状况”（the moral emergency），而且我认为，导致这种“道德紧急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当下的中国仍处于加速转型的社会发展进程之中。有时候，我也把这种社会加速转型比喻为“火车加速拐弯”。
显然，常识告诉我们的真理是，火车拐弯因离心力突增而必须减速慢行，否则就会增加不安全的风险。可是，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来说，历史的经验和各种社会条件似乎都在促使我们不断冒犯这一真理。鸦片战争以来，更远一些说，晚清以降，中国这个自汉唐直至明清绵延近2 000 年的古老东方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迫下，以一种罕见的逆向加速度迅速地衰败了。这种特别的历史经验以及由此郁积的历史情结，使得从近代文化革命的先驱到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党人，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都不约而同地形成了急赶直追、强国富民、振兴中华的社会重建意识和理想信念。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一理想终于可以付诸社会的集中行动，也的确创造过连续高速发展的社会奇迹。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改革开放中，中国更是创造了30 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发展奇迹，社会加速转型或者火车加速拐弯成为神奇的、成功的社会发展现实。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社会课题是：如何科学认识和把握这一社会加速转型之中和之后的社会发展问题？由此引申的问题有很多，诸如，如何在降低社会风险代价的前提下保持社会的健康快速发展？社会发展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或者，社会为谁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社会的公共问题，正如我们的社会加速转型根本上是一种社会不断趋于公共化的结构性转型一样。社会结构的公共化转型是哈贝马斯先生最早提出并给予公共哲学分析的，这一理论范式及其分析也构成了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哈贝马斯的社会结构之公共化转型理论没有充分关注类似当代中国社会这样的加速转型问题。社会的加速转型如同火车的加速拐弯一样，所带来的高度的社会发展风险构成了社会公共话题中最为凸显而急迫的话语领域，甚至构成了公共话语的主要焦点，其核心内涵是社会的公平正义、秩序稳定和团结和谐等全局性的政治伦理问题。加速转型的社会常常是以效率优先为社会发展第一目标的，因而常常不得不付出超额的发展代价，例如，“GDP 主义”盛行，“基尼系数”快速增大，社会公平正义状况下滑，社会秩序稳定难度增加，生态环境成本急剧加大，社会心理或集体无意识陷入急躁冒进期而难以自拔，社会道德文化成本过高，等等。这些问题往往是一般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难以充分解释的。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表明，社会公共领域正在急剧扩张，社会的公共话题及其争议正在急剧加大，由此带来的社会公共问题研究或回应的社会理论负担自然也在急剧加重。基于这一判断，我自20 世纪90 年代初便不断呼吁政治哲学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伦理和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近20 年过去了，这一呼吁已然产生了较强的呼应，政治哲学、社会公共管理、政治伦理和行政伦理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已蔚然成势，方兴未艾。据此，我们可以说，此时翻译出版桑德尔教授的《公共哲学》一书可谓恰逢其时。
公共哲学研究一直是西方哲学的优势传统，从“古希腊三大哲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中经近代启蒙思想家，一直到当代欧美哲学界的诸多名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诺齐克、桑德尔，都是这一传统的缔造者、传承者和弘扬者。当然，直接以“公共哲学”的名义著书立说的西方学者并不多，一般还是将之置于“政治哲学”、“政治理论”、“政治学”或“社会（批判）理论”的范畴。就我有限的阅读所知，20 世纪前期有过李普曼的《公共哲学》，当代则是迈克尔·桑德尔的这本《公共哲学》。至于桑德尔为何启用不太常用的“公共哲学”而非他惯用的“政治哲学”来命名这部新著，我曾经好奇地问过他本人，答复是：这部新著主要是他近年来有关社会公共问题或议题的讨论，侧重点不在理论，而在这些被讨论的公共问题或议题本身，所以用“公共哲学”可能比诸如“政治哲学”之类的书名更为贴切。
哈贝马斯说得对，现代社会的公共问题或议题最适合以公共论坛的方式，开放地面向公共社会，俾使其获得尽可能充分的公共讨论，达成尽可能多的公共认同，从而获得尽可能充分的社会公共实践。我想，桑德尔也会大体同意这一主张的。但他的公共哲学显然与哈贝马斯的公共论坛主张没有直接的关联，相反，即便是本书所讨论的诸种公共问题或议题，仍然是从他一贯主张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立场出发来讨论的。全书总体上属于专题文集的性质，除了少数篇章是讨论一些热门的政治哲学议题之外，多数是从现实的社会热点问题出发，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讨论策略，却又将这些实际话题的讨论始终置于其已然确立的共和主义政治哲学视域之内，反复分析，反复掂量，反复诊断。读者可以看到，有关同性恋、干细胞移植、辅助自杀、自然灾害、市场经济的道德问题等当代社会热点问题，这部篇幅并不宏大的专题论集都娓娓道来，且多有做独到的见解。因此可以说，该书对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关注当代现实问题是非常及时、极其有助益的。虽然一般译著的序总要或多或少地担负起“导语”或内容简介的责任，但本序不想这样做，唯一的原因也正在于：面对是书所讨论的社会公共问题，乃至面对一切现代公共社会的议题，我们最好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解答权利留给读者自己，以尽可能避免因序者或作者的既定见解而影响读者自己的独立分析和判断。
匆忙之中，急述如上。
辛卯年（2011 年）仲夏夜急就于京郊悠斋

《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集结了桑德尔早年有关“公共哲学”的珍贵论述，主要探讨了政治生活、哲学思潮、共同体、道德等公共哲学的核心问题。全书分三部分，回顾了美国从托马斯·杰斐逊以来的政治传统和争论，论述了自由主义是怎样丧失其道德与公民言论的，探讨了州营彩票、名人隐私、平权行动、辅助自杀、堕胎、干细胞研究、排污权、总统撒谎等时事热点的道德与政治问题，评论了哈特曼、杜威、罗尔斯等思想家各种不同的自由主义政治理论。
乔治城大学教授迪欧尼（E.J.Dionee Jr）曾说：“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只要你读过迈克尔·桑德尔这本《为什么我们需要公共哲学》，都会认它令人振奋、富有洞见且鼓舞人心。保守主义者会在这本书中发现一种他们从来不知晓的自由主义，它高度关注责任、共同体以及个体德性的重要性。对于自由主义者和民主党人来说，如果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阵营需要一种参与性的公共哲学，那么会在这本书中找到他们正好需要的骨架、轮廓与基本原则。面对多半令人丧气、内容匮乏的政治辩论，桑德尔的作品无疑开了一帖众人亟需且高明的解药。”
桑德尔的这些文章既面向相关领域的学者，也有助于大众读者在美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脉络中理解正义、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学基本概念，认识到个体本位的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获取政治哲学的主要议题和论证这些知识的同时，这本书展现了哲学理论在公共生活中的应用，也一定有助于读者重新认识和思考我们当代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