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精)/海外汉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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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封建官僚机制(古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精)/海外汉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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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 白乐日 著,纯粹Pura出品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43791

出版时间2019-12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1354993

上书时间202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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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作者简介
[法]白乐日,1905-1963,法国汉学家、社会学家。1954年获得法国汉学儒莲奖。白乐日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和韦伯思想的影响下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
佘振华,四川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法国 科学研究院(CNRS)访问学者。

目录
 / 001 中国社会的重要特 征 / 003 中国 / 015 中国社会的长 期稳定 / 025 “以史为鉴”的 制度实践(专志、全书与会典) / 043 部分 汉末危机 / 071 第5章 汉朝末年的社会危机与政治哲学 / 073 第6章 在“虚无主义的反抗”和“神秘主义的逃亡”之间:公元3世纪中国文人思潮 / 114 第三部分 经济史 / 143 第7章 中国土地问题 / 145 第8章 公元45世纪中国鞑靼政权与政权下的土地制度转变 / 184 第9章 公元414世纪的中国土地制度 / 200 第10章 中国的集市 / 218 第11章 中国城市行政与司法制度史 / 230 第四部分 现代时间 / 245 第12章 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行政实践 / 250 第13章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诞生 / 327 第14章 历史中国和新中国:延续与断裂 / 354 白乐日著作年表 / 363 译后记 鉴天朝,知天下——天朝的封建机制 / 369 

主编推荐
 在中国汉学研究乃西方汉学研究界,白乐日先生具有重要地位。如果认识法国汉学研究乃西方汉学研究,不能忽视法国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诸多成,而白乐日先生正是其中的先驱。白乐日先生的汉学研究少在法国汉学界引入了社会科学的视野与方法。 本书是作者一生中重要汉学研究的精华,系法国汉学从人文科学延伸到社会科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作。白乐日这位眼界高远的历史学家,以鲜活的学术研究风格、有目共睹的文字天赋,论述了古代中国这一世界大型社会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白乐日先生于1954年凭借其对“中世纪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研究获得儒莲奖,奠定了其在西方汉学界的重要地位。截目前,国内出版界并没有白乐日先生相关研究的中文译本出版,本书是对该缺憾的弥补。 

精彩内容
 第1章 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 “发现中国”也许与“发现美洲”同样重要,但是发现中国的过程并非突然,这是在好几个世纪里逐渐完成的。首先,西方人的好奇心追逐着一个神奇的中国。这个传奇般的国度激发了西方的殖民和传教事业。早期的东方学贪婪地抓住这个新的研究对象以窥究竟。因此,它的语言、信仰和习俗很自然地成为东方学早期研究的中心。 更加密切的接触和常驻远东的传教士向惊诧不已的欧洲展现了一个理主义的中国,后者被理想化为开明的形象。此时,中国的哲学和体系被译介到西方,扩大了西方的视野。之后,在19世纪,沿着科学进步的足迹,汉学家开始列单编目,为已有研究增添了历史、文学、戏剧、民俗和神话等新领域。热情的收藏家、研究者和考古学家也补充了艺术和考古学的内容。由于现代科学必然要求划分不同的学科,所以汉学也变得丰富多样,不断增加有关中国的知识。但是,在这个漫长且费力的发现过程中,尽管汉学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并在研究工具上不断完善,但是它的方法仍然受到西方狭隘的主观视角的支配,集中体现了征服者的利益。从中国光谱传来的光线被19世纪偏见的厚玻璃过滤,并且产生了变形。直到20世纪初,当中国成为世界政治舞台的积极参与者,发现这一东方动荡社会之中国的事业才终完成。 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熟悉中国的学者都急切地想知道,这一动荡骚乱的状态将把中国引向何处?但是,该问题马上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这个既古老又现实,并在时间延续上的东方的社会以往是如何发展的?在这个本质上与西方不同的社会中,发展的规律有哪些?这些规律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因此,我们可以把汉学看作不同学科的集合,含了语言学、民族学、考古学、政治史、艺术史、哲学史、科学史和社会学等。中国这一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次大陆是上述学科的共同关注点。很自然,这些不同分支的出现、发展和各自的重要受制于研究主体(即西方及其科学)和研究客体(即中国)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然而,这个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正处于一个交会点,这是因为客体自身不仅没有停滞不前,反而在以惊人的发展速度转变成主体。朝夕之间,中国已经从中世纪帝国演变为世界强国,如果我们从词源的角度把“强国”理解为充满力量、有着无限可能的政权的话。 然而,当西方面对独立中国这一无法忽视的因素时,中国自身也在觉醒,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并且反省自己的社会。我想指明的是,中国人开始重新发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一发现之路并非一条笔直的大道。1912年,中国的一代新人于现代化,甚过于投入到仿效西方技术、吸收西方思想和采纳西式方法的事业当中去。他们在美国的学院和欧洲的大学里如饥似渴地学习,以于没有时间和兴趣去关注中国自己之事。 自18世纪以来,中国汉学一直在退步。但是和西方汉学相比,无论是在传统上还是在潜力上,中国汉学都要有力得多。而且,在新中国爱国主义的强烈推动下,中国汉学将会重新关注中国问题,追问国家的过去和未来。 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方和西方都各自从自负中走出来,开始克服既敌对又相同的自我感。中国和欧洲学者几乎同时发现了中国社会之存在,或者进一步说一个特殊类型社会之存在。它不同于其他已知的社会,受不同的规律支配,并且按照自主的方式发展。它似乎被西方的入侵突然打断,在当时的中国人眼中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呈现出现实中国混乱无序的巨大问题。 以上简单概述了中国社会问题所处的条件和背景。汉学中这一特殊研究分支的方向和方法既受到政治现实的影响,又受到现代人文科学的影响。这表明我想研究的对象复杂,尽管在此我只是呈现了它的某些方面。很明显,在这篇远算不上的文章里,也许只能涉及中国社会过去和现在的部分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汗牛充栋的中国古代文献,而且它们还几乎尚未被编目;另一方面,有关新中国的问是与政治相关,这让问题更加复杂。可行的办法是选择对汉学和20世纪社会学皆有意义的某些问题。 如果通览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我们会对一种永恒的、稳固的和持久的现象感到惊讶,我把它称为“”。它明显的特点在于“文人”组成的统治阶级从未退出过历史舞台。从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建立秦帝国到1912年清帝国覆灭,都是由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君子”们组成的统治阶级掌管着的命运,控制着的话语权。从基层机构到穷乡僻壤,从文学到艺术,这些士大夫一直活跃在中华文明的每一个角落。如何定义这个中国的、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呢?它是国家、种姓还是阶级呢? 这个社会阶层的首要特点源自一个惊人的对比,即个体成员的动荡生活和脆弱命运与整个阶级的恒久存在和稳定延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国家权力的支配,的官员们亦可能朝不保夕,今天得以封侯拜相,明日便做阶下之囚。但是,整个官员群体和制度依然围绕君权而运作。整个“二十四史”是这一制度的真实写照,里面充斥了无数官员被斩首、被赐死的故事而言之,对这些事件做一个统计可能很有意义,尽管目前这项工作还有待完成。 经济基础(或土地所有制)、共同的观点和行为、不变的生活方式、传统的世界观,这些都让我更加倾向于使用“阶级”一词来定义这个阶层。教育、掌握知识、荣誉感,尤其是中国官员的文人气质与目不识丁的大众截然相反。这些特点虽然会让人将其与种姓或者的概念相比较,但是算不上民主的官员选拔和科举制度又与强调家族传奇的种姓制度不同,中国士大是极力掩饰自己的垄断地位。简而言之,该统治阶级的选拔方式会不断更新。从民众中选拔人才,这倒与英国的制度有点相似,而与封闭的种姓制度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历某些带有封建的元素,上述问题会更加复杂。当然,我所指的并非是社会形成之前周朝的封建制度,而是回向再封建化的趋势及其周期的再衰退,是在中世纪扮演的重要作用及其捍卫田产和特权的顽固特。难以判断中国社会的结构,这是因为儒家学说的模棱两可。诞生于古代封建社会内部的儒家学说原本属于中国的封建领主。但是,它已经成为士大夫利益、思想和观念完整的系统。失势的摇身一变成为士大夫新阶级的组织者,而儒家学说也变成该阶级的喉舌。然而,这一转型导致了儒家学说的自相矛盾。儒家学说被用来保护士绅阶级的利益,这一巧妙做法即使不算伪善,少也欺骗了它的众多诠释者。儒家坚持的斗争只是为了“内部的民主”,这种民主只是统治阶级的特权。对于其他阶级,儒家仍然是的主义者。它的机会主义、保守主义、传统主义以及其他某些鼓动人心的特征很容易诱人上他们谈及“民”时,他们的真意是“百姓”,即“一百个家族”。 我们知道,中国接受了苏联内部关于政权改朝换代的理论,发展出一种简明的历史观,并证明了阶级斗争的正确目的。按照这种历史观,中国社会古代政体是纯粹的封建制度。这少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纲要,透彻地证明了资产阶级和土地改革的必然。 我认为,对士大夫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生活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细致的研究将会呈现以下几个特点:文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既不取决于所受的教育,也不取决于继承的特权,更不取决于家庭或个人财富及田产。我们虽不否认这些组成要素的重要,但是事实上它们都源自文人在社会各个层面所承担的职能。这些都是维持大型农业社会运作必不可少的职能。在该社会中,基于自给自足经济之上的单位(即农民家庭)生活在并无自然联系的东亚大陆上。如果没有那些中央委派的、具有决定权并且等级分明的管理者,那么这些农民家庭将有可能陷入无可救药的、无的混乱境地。权力集中的中央着这些官员,它还可以随地任命或者罢免他们。而每次用分封式的地主或领主治理来取代官员治理都会导致地方主义,这种现象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都一样。但是中国的地方主义与西方多国式的地方主义不同,它不仅会导致统治权的分裂,而且会让各种保障社会秩序的制度陷入衰败。而这一社会秩序是全、经济生产、贸易交换和有序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离开了有效的、持续的、广泛的科举制度,这些制度也无法存在和维系。在此,我只能列举那些为重要的制度:制定历法,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必不可少;调节水利、开通运河、修堤筑坝,这些都是抗旱防洪所必需的;储存公粮以应对饥荒(众所周知,直到20世纪初,季节的饥荒是所有社会都会面临的问题);统一度量衡和货币,这是贸易交换的必要条件;组织军事防御以应对游牧部落的侵犯;后,还有培养精英的教育制度;等等。 我们可以发现,上述的各项事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维持生产而言,其中任何一项都无法,但又不可或缺。这些衙门的主要职责兴修大型工程,管理人数众多的劳动力。缺乏其中的任何一项都不利于整个社会基本活动的正常运转。这些事业另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政治”色彩。它们并不要求专业的知识,而是需要礼仪和才干,需要掌握普通的文化知识,即在重视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具备的驭人之道而言之,这种通过经验获得的本领让官员能够协调、管理和控制技术人员和专家。这一管理系统不需要它的精英专攻某项技术。正相反,掌握古代典籍、乐理和礼仪,学习书法和诗歌等,这些对于官员来说甚更为重要。与古代西方相比,这是中国文明的优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在这种文明里,“君子”的业余爱好也被这些管理民众的精英们在各种生活状态中独享了。 当然,这一制度也有弊端。有关于此的研究虽不甚有趣,但对于20世纪而言,却是重要的。这些弊端主要体现为主义和腐败。 在贫穷和落后的社会里,或者更地说,在前工业世界中,腐败现象肆意猖獗。收入微薄的代理人只能自谋生路。因为的美德是服从上级,所以在无法对官员履行职责进行实时监管的情况下,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从社会中获取国家无法给予的东西。中国古代官员通过长年累月地学习,无数次地赶考,耐心地等待职位空缺,结识,甚举债以获得任命。于是,一旦到达自己的衙门,他开始从行政权力中连本带利地收回自己曾付出的辛苦。他的贪婪和敛财程度将取决于其所处的不稳定状态,还有他等待的时间、供养家庭成员的数量、需要打点的人际关系等。 因此,中国社会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基本制度,即“大型家庭”,或者说氏族。地方保护和任人唯亲的现象普遍,但是古代中国给它们提供了有利的生长环境。鼓吹家庭利益胜于的儒家学说滋生和纵容了这些主义的负面因素。法家和儒家的争论几乎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国家和家庭,谁才是位的? 在这些条件下谈论儒家政权的倾向似乎有些矛盾。但是,这种矛盾是表面的。实际上,如果我们能看到朝廷及其各级衙门的操控权,我们能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在此,儒家代替了法家,并且替法家实践了中央集权的学说。统制经济和国家干涉主义在付诸文字之前已经存在,所有的个人和公共生活都无法避开官方的规章制度。首先是朝廷的垄断游戏:大众消费日用品几乎是国家垄断,它们毫无疑问提供了税收,主要有盐、铁、酒、茶叶和对外贸易。还有小心翼翼地维持的教育垄断。这实质上是一种文字垄断(我本想说是媒体垄断):如果没有朝廷的许可,任何非官方的文字都很难被公众看到。但是,这种摩洛克式政权(Etat moloch)的影响以及主义的强势远不止于此。还有服饰、公私建筑等规章制度。服装的颜色、音乐和节庆都有相应的规定,甚连生死都有规定。 朝廷仔细地监督臣民日常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步。规章制度是一望无尽的文件和纷繁复杂的手续。 中国人聪慧的发明精神已经为人类带来了许多贡献,如丝绸、茶叶、瓷器、纸张、印刷术等。如果没有朝廷令人窒息的管控,这种发明精神本可以让中国更加富饶,甚有可能把中国带进现代工业的门槛。但是,帝国的朝廷扼杀了中国的技术发明。这一层意义不仅指出朝廷粉碎了一切与它为敌,或者说企图与它为敌的事物,同样也阐明朝廷的理必然会制造出一套习俗。循规蹈矩、因循守旧和墨守成规的气氛会质疑一切先前没有的革新和创举。对于自由的研究精神而言,这不利。 有人也许还会认为连坐是中国古代帝国的另一个特征,也是家族制度的必然后果。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惊讶地发现,在诸多下,无辜者要如何为他们亲戚真假难辨的罪行负责。而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中国式的大型家庭。的确,这是那些残忍的国家控制鼓吹者违背儒家的意愿,采用连坐这种恫吓和恐怖之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实行儒家化之后,朝廷仍然使用这种恐怖武器来对抗内外潜在的敌人。 这些是理解中国历史几个广义的重要主题。对于关注现代社会结构的学者来说,它们也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的读者也许将会注意到,当谈论不复存在的士大夫儒家国家之经济和社会问题时,我无意中已经涉及了主义和制度之社会的诸多问题,尽管它目前尚不存在,或正形成于世界某个地方。 在此,我无意探讨中国的未来,只是提几点意见以做结尾。我相信,无论是新中国政权的朋友或敌人,人们都会一致认为工业化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与贫穷的关键。然而,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的确,像中国这样庞大的落后国家,如此古老的农业社会,缺乏专家、技术人员,没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没有资本,还有一个注定要消亡的、被划为阶级残余的弱小资产阶级,在这样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无疑是一项超人的任务。而且,这一计划还背负着历时千年之主义的沉袱。这种特殊情况还把中国和俄罗斯联结起来,后者的亚细亚和制度特比所有誓言和盟约都更加牢靠。然而,我们自问,这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呢?谁将赢得这场赛跑?是工业及其新主人,即中国的官员,还是农民与腐败的旧式?主义的顽疾贪污腐化、幕后交易、投机钻营、懈怠渎职等会不会?这些疑惑自然存在,即使只涉及中国,也很难马上给出答案。但是,中国的命运从此不可分离地与现代社会的命运连在一起。后者变得越来越一致和趋同,并且受困于走向的强烈倾向。只有现代社会发展到,才能做出终的回答。此时,这一切仍然是诸神的秘密。

媒体评论
汉学界“诺贝尔奖”——儒莲奖得主、法国汉学家白乐日,毕生汉学研究的心血之作, 研究论述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
  海外汉学译丛,  引进出版。西方汉学领域, 以中国历史经济方向为焦点的研究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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