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永不眠(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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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涯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21737622
出版时间2021-11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8元
货号11356047
上书时间2024-11-06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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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唐涯，网名为香帅无花，简称香帅。麦吉尔大学(McGill)获得金融学博士学位，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从2010年9月起加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涉及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学和公司金融等。在最近的研究中，唐涯教授关注公司和投资者对于信息资源的战略性使用，包括策略性的信息披露、策略性的信息使用、羊群效应、发行时间的选择等。
目录
序 一入江湖岁月催，不胜人间一场醉 卷一|借历史的酒，浇今日的块垒 01 变形记：华尔街投行三百年简史 02 东成与西：金融的东西方大分流 03 父辈写的散文诗：中国股份制改革简史 04 大年初五搜神记：寻找历的财神爷 05 压岁钱的前世今生 06 人类增长的秘密到底在哪里 07 笨蛋，一切都是货币 08 海南，海南 09 深圳密码：时代、势能和命运 10 在孤独中前行 卷二|不要温和的那个良夜 11 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一个中产阶级的梦想与焦虑 12 南海鳄神和左冷禅争夺武林盟主，你选谁 13 关于“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记忆 14 中国省际债务危机实录 15 ：中国互联网生态的演化与嬗变 16 金融能让社会变得更好吗：科技时代的金融未来 17 注册制的双城记 18 “地摊经济”：小摊小贩们的出路 19 在一个冷库中看见的中国经济“转型”和“升级” 20 2020年教我的那些事 卷三|金融学那点事 21 十年以来前瞻的诺奖：用经济学模型量化未来 22 来自欧洲的“整体业务证券化” 23 资产证券化的对比 24 从灾难证券到CDS：三生三世，十里套路 25 格莱珉银行变形记：从“普惠金融”到“普通金融” 附 录 附录一 淡霾春天里的三日读书时光 附录二 江湖是要花钱的
内容摘要
主编推荐
从历史到未来，从实体到线上，国家兴衰，分工，社会关系，行业起落……如果深入探究下去，我们会发现，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货币无处不在。 知名金融学者、金融领域“江湖女侠”香帅新作，用武侠的笔触，讲述金融江湖的历史和故事，解析金融通识与逻辑。 书中有金融帝国的起伏跌宕、金融巨擘掀起的惊涛骇浪、小小支付手段带来的惊天变化，以及比戏剧更像戏剧的真实世界。 作者文风，文字富有感染力，观点独到，评价犀利，兼具人文情怀，而又不缺直白简单的金融逻辑，令人耳目一新。前作《香帅金融学讲义》《金钱眠》《钱从哪里来》都。
精彩内容
序 一入江湖岁月催，不胜人间一场醉 距离《金钱眠》出版已五年。如果从收录的篇文章《虎兕出于柙，谁之过？》算起，已经八年。 我已经写了八年。 人生也过了八年。 彼时，父亲犹能徒手上树摘柚子，母亲每日忙于与诗朋应和，我在北大光华当一名“青椒”，为文和终身教职奋战。我刚结婚不久，玩心仍盛，只觉自己尚是孩子，不堪为人父母之重任。 彼时，尚未有“双创”。我姐姐在内，刚完成中国个数字出版基地的筹建，还没有自己创业的念头。彼时也没有什么“国民App（应用程序）”。我经常去北大医院门口的自动取款机取现金，然后在路口挥手叫出租车，去五道口的“多乐之日”买，再去华清嘉园做个按摩。我还记得，常给我按摩的女师傅姓徐。 彼时，北京清河橡树湾的房价为4 万元/方米，我觉得太贵了。几经蹉跎，被吾姐痛斥，逼我找同事的先生帮忙，买了一套3.2 万元/方米的公寓。 彼时，我们几个“青椒”几乎活在2 方米的两幢光华楼里，一人一间20方米的办公室。楼里有味道不错的食堂、咖啡厅、健身房、澡堂，晚上一声招呼，围桌吃饭、闲聊、打牌，然后各自回房挑灯熬夜如挤牙膏一般写论文，跟北美的合作者天天不分昼夜地在Skype上交流。 那时，日子如同流水，生命清澈见底。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依稀记得生活一点点被“线上化”。 首先是“双创”大潮和“互联网金融”呼啸而来。中关村大街上，空气中都是创业激素。三五步一个众筹咖啡馆，七八步一个搞创业的地下室，连光华老楼上也开设了MBA（工商管理硕士）创业加速器。我的很多学生选择下海，有利用光华状元资源做线上培训的，有做P2P（互联台）的，有做定制服装O2O（线上到线下）的，有做共享单车的……当时北大的学生拿天使投资不难，年轻的孩子们骑在PPT 和TED 式演说的马背上，眼睛里闪着光芒，天地都是理想和的味道。其次是“互联网颠覆金融”，在去中心化、去中介化的“普惠”光芒下，金融业从业人员地多了起来，互联网金融研讨会地热闹起来，普通家庭的储蓄开始流入形形色色的互联网金融产品。 随后，逐入“指尖时代”。社交、娱乐、工作、吃喝玩乐，一个人的生活可以在指尖完成。、、滴滴、大众点评、团购大战、O2O……我开始感到脚下浪潮涌动，那还是滚烫的浪潮。 接着，公众号呼啸而来。我关注了一个叫“六神磊磊读金庸”的公众号，觉得六神磊磊的文笔犀利俏皮、可爱无比。然后的财经作家吴宣布做公众号，要“骑在新世界的马背上”。“自媒体”概念开始席卷中国大地。那时，我已经在上海财经写了一年专栏，自己还蛮喜欢这个活儿。写了10 多年学术论文后，能释放个，将自己熟稔的武侠、小说、诗词、流行歌曲嵌入枯燥的金融学文献，解释现实世界的金融、经济现象，说实话，有点儿“爽感”。这时，我隐隐地也产生了开通公众号的想法，想得并不深远，是朴素的小农情感，觉得有块“自留地”挺好。 2015 年9 月5 日晚上，我开通了一个叫作“香帅的金融江湖”的公众号。发布的篇文章是自己很喜欢的随笔《客途秋恨—极简香港经济史》。我感觉很魔幻，阅读量从1 跳到100、1000、 10000。天醒来，发现公众号的订阅人数已经快两万了。那一刻，我感到某种触动和变化，但那种感受并不确切。 那时正流行“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子”papi 酱的搞笑。两个姓罗—罗辑思维的罗振宇和锤子科技的罗永浩是在各种新闻头条里出现。我远远地看着这些热闹，笑眯眯的，从来没有想跟这些舆论旋涡中心的人有任何交集。 我的公众号订阅人数超过10 万的，突然有广告商找上门。也有投资人蹲在我的课堂门口，一直等到深夜，要跟我谈谈。 那是2016 年，我感受到更多触动和变化，但那种感受仍不确切，只是模模糊糊感到自己的半截身体泡在水里，整个人有点飘荡。 后来市场上出现“知识付费”这个概念。音频课程是新世界的块砖。后来出现了“得到”App，我北大的一位同事—薛兆丰老师的课程的订阅人数两个月突破了10 万。在光华学院食堂的自助餐台前，战略系的路江涌教授对我说：“唐涯，你也应该做一门这样的课程。”我正端着盘子取菜，突然有点蒙，笑了笑，没有说话，但好像有一簇小火苗嗖的一声出现了。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火苗一旦出现，跟人家的老房子着火似的，没得救。当时，我也不知道这火会烧向哪里。 后来，一切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地演化下去。 2017 年3 月，我在中信出版社出版了《金钱眠》。怜花说：“金钱必须眠，否则不叫金钱了。”龙哥说：“在金融的江湖里，做自由行走的一朵花。” 后来，我见到传说中的罗振宇，合作了想象中的线上课程。 后来，我离开北大，不再是未名湖里的一尾鱼，开始了一种的学术研究生涯，终于成了江湖里自由行走的一颗无花的果。 后来，全世界因为一种叫新冠的病毒停摆，以一种我们这代“全球化，自由化”的动物没有见过的方式。 后来，我儿子出生了。母亲的腿脚远不如之前灵活。强悍一生的父亲会在晚上10 点钟打呼噜熟睡过去。我姐姐创业经年，经历了“双创”的泡沫破灭、2018 年的经济下行、2020 年的疫情……她的企业几经转型，虽然没有成为头部企业，但是顽强地活了下来。 我没用过现金了，也没再去过华清嘉园，多年没见过那位徐师傅，也不去店买了。几乎所有服务都在线上完成交易，盒马、美团、大众点评、河狸家、、、滴滴已经覆盖常生活。台”早已不是新鲜话题，而是一种像水、电、燃气一样的存在。我的学生的创业项目，如有利网、ofo 小黄车，一个个闪亮过，又消失了。蚂蚁金服轰轰烈烈的IPO（公开募股）忽然被叫停台封号从“创新物种”变成“鹭鸶腿上割精肉”。比特币、元宇宙世界。 潮起了，潮落了；潮又起了，潮又落了。 ，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忽然想起《倚天屠龙记》里的一句话：“花开花落，花落花开。少年子弟江湖老，红颜少女的鬓边终于也见到了白发。” 我华发已生。中信出版社的维益对我说：“金钱眠啊， 也该有续集了吧？” 于是有了这本《金钱眠II》。和《金钱眠》一样， 我仍然“借历史的酒，浇今日的块垒”，仍然写“金融学那点事”。不一样的是，当年的“金融市场之乱花渐欲迷人眼”换成了“不要温和地那个良夜”，只为和时代同频。 胡长白是我的朋友，是一个顽固的中年文艺男。他“没买过股票，几乎不去银行， 连也不用……但凡在机场书店遇到谈论金钱和资本的著作，会转身离去，生怕遇到一张虚浮油亮的作者的脸”。 直到2017 年4 月，他被我逼着读完了《金钱眠》，决定有所改变。原因是香帅“写的是金融江湖。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有酒一瓢，你先喝了再说；有灯一盏，你要你点燃。她小小的金融理论的缝隙中绵密地嵌入了武侠、八卦、段子和流行歌曲是出其不意，又合情合理。这跟我见她面时的印象是一致的：端正素净的美女教授的头上，轻覆着金毛狮般的乱发”。 四年过去，长白已身居要职，我怕是不能再逼他花三天时间读一本金融书了。我的金色乱发也换了一茬又一茬的颜色—桃红、墨绿、浅棕、粉紫。大概没变的是这“出其不意”却也“合情合理”的金融江湖。 一入江湖岁月催，不胜人间一场醉。 父辈写的散文诗：中国股份制改革简史 如果说中国奇迹是改革开放的历史，那么这段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个词语是“股份制”。1978 年之前，中国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都可以指向“产权不清晰”这件事。股份制作为一种集中资金、自负盈亏、按股分配的经济组织形式，其实本质是对产权的界定。 对股份制的重新认识，贯穿了40 多年的改革史。理解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中国资本市场、中国企业的形态，甚理解中国增长，都要从这个词开始。 萌芽篇：给点阳光灿烂 乡镇企业 1978 年，饱受饥饿贫困之苦的中国农民，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切口，开始了打破大锅饭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 个实产到户的安徽小岗村，1979 年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1965—1970 年和。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意味着数亿中国农民家庭的温饱。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行迅速改变了农村的状况：首先是农民能吃饱饭了，更重要的是，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数亿青壮年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成了富余劳动力。可以说，之后40 多年整个中国故事中的悲喜交集、增长奇迹、世界工厂、城市化，以及留守儿童、贫富差距，都是关于这几亿富余劳动力的叙事变迁的镜像而已。 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仍然实行严格区分的城乡二元， 农村人无城找工作，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该何去何从呢？中央决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刺激乡村经济的发展。这是股份制在改革后的中国的次落地。 为响应国家政策，成千上万的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它们虽然资金少、规模小，但是机制灵活。当时中国深陷僵化的计划经济，又刚经历了“”的冲击，整个社会处于“短缺”的状态，供给远远不足。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快速切入国营企业不太看重的轻工业消费品市场，从暖水瓶到搪瓷杯，从五金小件到衣帽服装，你能想到的任何消费品领域都出现了乡镇企业的身影。那是一个扔颗种子到土壤里能发芽的时代，乡镇企业迅速取得巨大，尤其在江浙一带，整个经济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人民生活快速提高。 乡镇企业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不但解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业问题，而且给当时仍以计划经济理论为思想的决策层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股份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切切实实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良药。这个信号的释放，为下一步城市格局的改变奠定了重要基础。 城镇集体企业 20 世纪80 年代初，中国面临失业问题的严峻挑战。工业制造能力低下，服务业几乎是停滞的状态，各个行业吸收业人口的能力低下。当时全国各大城市有300 多万待业青年，再加上上山下乡运动停止2000 万的知识青年返回原城市，这样庞大的失业青壮年人口数量，不但是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更给当时的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成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解决业成了当时中国迫在眉睫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三栖”问题。1980 年，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前后两次在中央召开的“劳动业座谈会”上提出，要用股份制的办法解决业问题，比如集资兴办股份制企业，或允许企业发行股票，扩大经营， 吸纳更多业人口。国家体改委也提出一步放开城市集体企业和国营小企业，允许职工入股，年终分红。 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和决策层更逐渐意识到，股份制可以解决国营企业中“ 全民所有，无人负责”的问题。用产权清晰划 定企业的“责权利”，有可能在僵化的国营经济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股份制的概念开入中国的社会思想体系。 80 年代初期，大多数地方受意识形态的约束，不敢放开步子，所以“摸着石头过河”创立了大批集企业。和乡镇企业一样，城镇的集企业也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次民间创业大潮，是一条有中国的折中权衡之路，也是股份制在中国环境下的具体应用。和严格计划下的国营企业相比，这些企业的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对市场反应快，被压抑的生产力被快速地释放了出来。海尔电器、李宁公司、青岛啤酒等一大批明星企业都是在集上起步的。与此同时，刚成立的深圳经济特区没有任何历袱，在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迈开大步。1982 年，深圳成立了一家混合所有制形式的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全权负责筹资开发深圳经济特区的赤湾。招商安、万科这些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深圳系股份制企业，也都在80 年代纷纷起步。 今天“股份制”是个稀常的词语。但时光倒流回20 世纪80 年代初，这无疑是一次认知的颠覆：原来，实现理想也需要“资本”助力；原来，资本并不等于资本主义；原来， 股份制的“确权”才是激励的核心……此，股份制开始一步步深入塑造中国的城乡社会。到1992 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时，股份制企业已经在全国遍地开花，深植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发展篇：自上而下的推动 20 世纪90 年代初，随着的逐步开放，资本运作的概念慢入中国。但是和其他的改革一样，中国资本市场变革萌芽的驱动力不是教科书上自下而上的“市场演化”，而是更多地服从国家发展的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像“ 股份制”的初 衷是解决城市业问题一样，“股票交易”的启动是为了树立国家开放良好形象的外交需要，而股票市场的则更多的是为了推动民间储蓄流向当时困难重重的国有企业。 股票交易所：重塑国家开放形象的需要 我们都会觉得“股票可以交易”是天经地义的。但30 多年前，从“股份制”到“股票交易”，中间经过的路程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和漫长得多。 1984 年和1985 年，上海的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分别发行了股票，吸引了不少上海市民踊跃认购。但一年多以后，市民们发现，因为没有股票交易场所，想象中的“活投资”变成“死储蓄”。 套用一句当时上海老股民的话说，股民拿了股票不能卖， 像有了女儿不能出嫁，有了儿子不能娶媳妇一样，砸在了手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矛盾变得越来越深。 1986 年，这个难题迎来了转机。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期括纽交所董事长在内的华尔街一行20 人年底要到中行一场超高规格的交流。为了显示我们开放的决心和市场经济的方向，增加和美方对话的筹码，我方需要有一些“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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