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布朗库西:::

作为20世纪重要的艺术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一直以来不太引人注目。最先想到的原因有两个。一和他的身世有关。19世纪的最后25年，布朗库西出生并成长在罗马尼亚。尽管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影响深远，罗马尼亚却还是个大农村，贫弱交加，在外人眼中不啻为巴尔干半岛上吸血鬼和狼人出没的一片凄凉闭塞之地。第二个原因则更有趣。布朗库西定居巴黎后，利用了人们对罗马尼亚国家和人民的普遍误解和偏见。他很快发现，传说比真相更能迎合大众的想象，便在位于蒙帕纳斯中心著名的白色工作室里，给自己着实编织和笼罩出一派“他者”气质。他的做法效果显著，令彼得·内亚戈耶（Peter Neagoe）写出了一部颇具传奇色彩的传记，并用书名尊称他为《蒙帕纳斯的圣徒》（The Saint of Montparnasse）。内亚戈耶于1960年去世，5年后这本传记才得以问世，给布朗库西的传奇作了永久性定格。

可后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涌现，最近的一些2003年才公诸于世，推翻了布朗库西刻板的圣徒形象，还原出更丰富的面貌：他实际上深受时代影响，作品深刻反映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种族大屠杀所造成的多舛的欧洲历史，摄人心魄，魅力长存。

欧洲和美国顶级博物馆都展出了布朗库西的作品，其中一些如《波嘉尼小姐》（Mlle Pogany），获得了圣像般的地位。他的工作室在巴黎得到重建，成为位于博堡区的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一部分，对此，知道的人也许不多。“布朗库西工作室”浓缩了布朗库西的生平和创作，见证了他的永恒传奇，是名副其实的艺术综合体。在蒙帕纳斯度过的岁月里，他以工作室为舞台，详尽阐释了“他者性”（otherness），令观众意乱神迷。这些观众里有商人、收藏家、朋友、恋人、作家、批评家，还有聚拢在布朗库西身边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一些拜访过布朗库西的人提供了珍贵佐证。比如1950年代，剧作家欧仁·尤内斯库（Eugène Ionesco）接到了拜访布朗库西的邀请。尤内斯库不无讽刺地表示，自己对“这种怪人”不感兴趣，但还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应邀前往。彼时，画家亚历山大·伊斯特拉蒂（Alexander Istrati）正陪他坐在火炉旁等，门开了，布朗库西走进来，那是“一个80岁上下的小老头，拿着手杖，头戴毛茸茸的白色软帽，蓄着宗主式的白胡须”，“狡黠的眼睛闪闪发光”。他明白来客是谁，却假装不知，问尤内斯库“是做什么的”。伊斯特拉蒂解释说，尤内斯库“是剧作家，写舞台剧”。布朗库西却说：“我嘛，我不喜欢戏剧，我不需要戏剧。去他妈的戏剧。”没想到两人意趣相投，尤内斯库立刻答道：“我也讨厌戏剧，去他妈的戏剧。所以我才写剧本玩弄它。就这么回事。”布朗库西特别喜欢抬杠，于是漫不经心地啰唆一通，说希特勒（Hitler）是被埋没的英雄，说雅利安主义，又说他痛恨纳粹主义，痛恨民主政治，痛恨布尔什维主义，痛恨反共思潮，痛恨科学，痛恨现代主义，痛恨反现代主义思潮等等。尤内斯库却始终保持沉默。布朗库西觉得无趣，走了，几分钟后又回来了，手里多了一瓶香槟。

布朗库西对批评家深恶痛绝。1921年，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时任《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编辑］主动请缨写一本关于他的书，遭到拒绝。当然，如果评论家是年轻漂亮的女性，他也会破例。比如1922年，记者珍妮·罗伯特·福斯特（Jeanne Robert Foster）在《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拐弯抹角地恭维他，说他是“德高望重的农牧神”（他当时尚不到50岁）。福斯特是这样描写他的：“翩翩君子，个性鲜明，肩膀宽阔，卷曲的黑发覆盖高尚的头颅，黑色的胡须中夹杂着缕缕白丝，举止轻盈，明眸善睐，仿佛一位德高望重的农牧神。”

布朗库西原则上反对出版任何关于他的文字，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他在世时几乎没有关于他的法语著作付梓，只有他的罗马尼亚朋友V.G.帕莱奥洛格（V. G. Paleolog）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但鲜为人知。帕莱奥洛格是自费出版，只印了375册。虽然两人早在1910年就认识，但该书对布朗库西身世的介绍却相当古怪：

布朗库西出生于农家贵族，从种族上说，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异族基因渗透……除了《祈祷者》（The Prayer）和《地球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Earth）两件力作之外，很难说他的作品融入罗马尼亚的艺术主脉。

早在布朗库西的名声尚且局限于先锋艺术圈时，罗马尼亚贵族女诗人、巴黎社会名流玛丽·本杰斯库（Marie Bengesco）就对他的雕塑作品作过有趣的描述。1919年在巴黎出版的《图说罗马尼亚》（La Roumanie en images）一书中，本杰斯库以文化为主题贡献了名为“罗马尼亚的艺术”（L’Art en Roumanie）的一章。她敏锐地洞悉了布朗库西的艺术之路：“布朗库西最初将自己设定为彻底的现实主义者，现在认为这些现代技法已是强弩之末，果断放弃，转而用原始艺术表达新鲜事物。”

布朗库西不愿让朋友写关于他的文字，就连曼·雷（Man Ray）教给他摄影基本技法后，也不愿向朋友提供他给自己雕塑作品拍摄的照片。因此，1957年他去世时，只有一本关于他的专著当即出版，作者是英国建筑师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

同年，《艺术手册》（Cahiers d’art）编辑克里斯蒂安·泽尔沃斯（Christian Zervos）便向布朗库西致敬，感人至深。敬辞作者包括让·阿尔普（Jean Alp）、朱利奥·卡洛·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卡萝拉·吉迪恩-韦尔克（Carola Giedion Welcker）、佩吉·古根海姆（Peggy Guggenheim）、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约翰·罗森斯坦（John Rothenstein）及J.J.斯威尼（J. J. Sweeney），足见国际艺术界对布朗库西的崇高敬意。值得一提的是，赫伯特·里德写了一则讣告，发表在《听众》（The Listener）杂志上，引得道格拉斯·库珀（Douglas Cooper）对其严词驳斥，指责他有不实之处。里德认为布朗库西的雕塑作品质量良莠不齐，《波嘉尼小姐》尤让他心怀芥蒂，因为这件作品——

太工于心计，太着痕迹，远不够简洁……《波嘉尼小姐》有好几个版本，完工于1913至1931年之间，我所说的心计的成分逐渐减少，但即便是最终版本也浮现着机巧的痕迹，算不上他最成功的作品。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ancusi）是20世纪最重要的雕塑家和先锋艺术家之一，被认为是最难捉摸的一个。他神秘的天性不仅与他的故乡罗马尼亚有关，也因为其意识中的神话和“另类的光环”吸引了公众。他超越了艺术家的神话，向我们展示了作为学生的康斯坦丁，以及艺术大师康斯坦丁。

传记描述了布朗库西如何用雕塑艺术布置巴黎沙龙，也探讨了他的作品如何与罗马尼亚的民间艺术联系在一起。敏锐的笔触让布朗库西的形象在20世纪现代主义最重要知识分子的行列中占据了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