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度出版时评史料辑编 第七卷

论现阶段的中国出版活动林觉夫(一)长足进展的新兴企业提起出版事业．很容易令人想起隋唐盛世的木版印刷．然而那已经是历史的往事了，给中国未来的出版业打下基础的．决定中国出版活动路向的，却完全是近几十年的事，换句话说，离开了近代印刷术和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革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出版事业波澜壮阔的景象是难以想象的。回头瞻望一下近几十年的中国出版界．虽尽多浮沉兴衰的迹象．然而基本的路向是分明的，出版事业正以急剧的速率向前迈进着，从一九零一年(辛丑和约)签订到一九一八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间的十七年，由于革新运动的抬头和民国的肇造．对教科书和宪法典籍的普遍要求已经大大的刺激了当时的出版业．使出版活动和市民层的商业行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崭新的新兴的企业。以后，经过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和图书馆运动时期，人为的努力，时势的推移，更使出版活动长足进展，一日千里。王云五先生说的：“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中国出版物的数量或者抵得上过去的一千多年。”绝非夸大之语。实际上，近代中国出版界中，王云五、陆费伯鸿、张菊生、张静庐诸出版家的事业史，简直就是一部廿世纪中国出版史的缩影．他们的激荡的甚至屡蹶屡起的生平．说明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出版活动虽然在苦难的环境中，却很能弯弯曲曲地发展向前，而月。在若十时期，更跨着可观的“虎步”。出版企业在一般企业中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状态中，吴荪甫先生(姑且借用这《子夜》中的典型代表我们的民族企业家罢!)的纱厂被帝国主义资本打得落花流水．王云五先生的商务印书馆，却于吃了日帝国主义的炸弹之后，仍能欣欣向荣．蓬勃开展(商务印书馆遭劫后复兴五年间的新出版物．种数当于“一．二八”以前三十五年全部出版物百分之八十五)。正说明出版企业受制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资本者较少(自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结构．绝不是发展大规模的、健旺的㈩版业的经济基础)，被革命势力文化浪潮所影响者较大，唯其近几十年来中国的革命运动，表现过历史的高潮和低潮，文化运动也在错综复杂的境况下，迂回曲折地前进。出版事业在表面上便有时呈现着起落兴衰的状态，然而基本动向却是日有进展的．如果商务印书馆的活动，可以作为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缩影的话．那么该馆的发展正充分说明中国出版事业的扩大。试列举一项数字．自商务印书馆创立迄于战事初起，恰满四十年，前三十年的出版物约共五千七百种，一万三千三百二十二册，后十年的出版物约共九千六百五十四种．一万八千零零三册，如以最近十年而论，则前五年的出版物为二千六百十四种，四千四百八十册(即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后五年的出版物为七千零四十种，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三册(即自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发展的速率显然是很可观的，“商务”在战前数年间出版物种数约占全国总出版物种数的百分之五十，从这个数字以概观其余，说我们的出版企业日有进展，该是没有疑义的(上列数字见去年五月王云五先生在香港无线电台的广播报告)。战前中国的出版活动，彰明较著的特质是：第一，偏在的。由于沿海沿江的大都市，尤其是上海，作为战前经济的重心，是一切大规模的经济行为的汇聚点，战前的出版活动．便有百分之八十五以它为根据地，编辑和印刷的机关，麇集在闸北和公共租界的东区北区，称为文化街的四马路，不仅是上海的，也是全国的文化街。其他百分之十五的出版活动，分配在平津港汉各都市。在全国文化粮食的供应上，靠着正常状态的交通条件，前者有着决定作用。第二，纯粹商业组织的。一般的出版机构，多由出版商一手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