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对话: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化(1846-2005)

作者简介

岱旺 (Yvan Daniel)，法国巴黎第四大学文学博士，先后执教于法国拉罗歇尔大学、克莱芒—奥弗涅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法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全球化、中法文学交流。主要著作有《新闻业与全球化：文学报刊与纪实文学中欧洲的异域情结（19—21世纪）》《保罗?克洛岱尔与中国》《保罗?克洛岱尔：一位外交官作家》《皮埃尔?洛蒂：世界之作？》等，主编《中法文化与语言学交流：历史、挑战与前景》。

译者简介

车琳，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文学、中法比较文学与文化，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法国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中法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修辞及其与中国诗歌的会通》《悠远的回响——中法比较文学与文化》《新编法国文学简史》《法国文学简明教程》，主持编写《当代外国文学纪事1980-2000（法国卷）》等。

叶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讲师，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19世纪法国文学，已发表多篇比较文学方面的译文。

目　录

引　言 001

一个世界，这个世界 001

阻碍或遮蔽 014

第一部分　滥　觞

第一章　中国风潮 035

朱迪特·戈蒂埃：《皇龙》（1869） 040

儒勒?凡尔纳：

《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1879） 051

第二章　东方学与文学创造力 072

泰奥菲尔?戈蒂埃：《水阁》（1846） 075

保罗?克洛岱尔：《诗人与香炉》（1926） 087

第三章　帕纳斯派与中国 106

“青龙宅”里的中国客 108

《当代帕纳斯》（1866） 114

路易?布耶与埃米尔?布雷蒙 135

第二部分　流　布

第四章　中国诗歌译集：文学再创作？ 157

概　述 162

传播历程中的名家要著 173

诗选之于中国在文学史之地位 180

萌芽抑或巧合 188

第五章　保罗?克洛岱尔与和谐的启示 199

中国文化之精髓：汉语与古代典籍 201

文学与科学的互文与印证 216

圣托马斯?阿奎纳与老子：

克洛岱尔式的融会贯通 226

第六章　女性作家笔下的中国 234

朱迪特?戈蒂埃和皮埃尔?洛蒂：

《天之娇女》（1911） 239

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百花齐放时代”：

《长征：中国纪行》 248

为驱除旧影像而作的“序” 251

《长征：中国纪行》中的中国文化 255

第三部分　激　启

第七章　安德烈?马尔罗：《西方的诱惑》 269

香堡号轮船上的遐想 274

《西方的诱惑》与“精神危机” 279

《西方的诱惑》的参考文献 283

凌先生的信札 290

为什么文人王洛没有得救？ 298

独一无二的文体 303

第八章　雷蒙?格诺与庄周梦蝶：对逻各斯的质疑 309

《蓝花》（1965） 319

《本道》（1975） 329

第九章　精神对话 350

保罗?克洛岱尔与亚洲思想：一段奇特的对话 351

“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 353

一个东方，数颗珍珠 365

程抱一诗集《托斯坎咏叹》里的中国、

意大利和法国 377

结　语 398

参考文献 407

汉法人名对照表 450

引　言

一个世界，这个世界

欧洲人眼里的中国，至少在19世纪以前，一直遥远而闭塞，自成一世界，他们很早便以“星球”喻之。1705年8月18日，莱布尼茨致韦尔朱思神父（Père Verjus）书简中早以“另一个地球”指称中国。维克多?雨果1869年致信朱迪特?戈蒂埃时亦类此喻：“远赴中国，几乎无异于往登月球。”20世纪初以前，法国人多用“中央帝国”“天府帝国”“中央之华”抑或“花之帝国”（凡尔纳语）之类惯用语指代中国，后来也常常将中国喻为另一个星球、另一重天地，如保罗?克洛岱尔。更晚以后，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在《西方的诱惑》（La Tentation de l’Occident，1926）中更以“遥远星球”形容中国。星球这一意象亦见于诗歌，如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在《升象》（Signe ascendant，1949）中便以“月茶”（thé de lune）代指惯用语“中国茶”（thé de Chine）。学术界也喜欢以遥远星球的形象表述中国，视之为（另）一个世界：东方学屡屡提及“中华世界”，此语因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华世界》（Le Monde chinois，1972）一书题名而广为传播。该书一版再版，并被译介为多种文字。在书中，这一表达专指中国；但在后来常泛指“中华文化圈”（lemonde sinisé） ，即在历史上受中国文化与政治影响的亚洲各国。

虽然对中国的喻指看似相近，具有揭示意义，但内涵各异，不可混同：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遥望中国那“另一个世界”，以月亮或星球为喻，是为形容相距太远、知之甚少，极言邈远难至，迥然相异。东方学则恰恰相反，“世界”这一概念基于确切的标准，且有较为明晰的历史与文化信息为佐证，即使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以前每况愈下。在这两大研究领域中，不论是另一个星球的意象，还是对独立世界的表述，都暗指另一个“体系”的存在，这一体系不受欧洲影响，直至19世纪。事实上，从这一时期起，中国文化在法国乃至欧洲被发现并传播的历史与中华文化的全球化历程交织相融。中国文化第一次为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学者、作家和读者所知，是在“中华文化圈”以外发轫。本书旨在阐明：自19世纪40年代始，“中华世界”的文化与文学逐渐被发现、认识和接受，并得到发展促进，从那至今，便对法国文学创作不无影响。

当然，在此之前，中国早已为人所知，这主要归功于各教派传教士的记述。他们开启了全新论战之风，主要涉及哲学、政治与宗教思想，正如艾田蒲（René Etiemble）与孟华所述。但在19世纪以前，文学创作明显涉及较少，虽然伏尔泰于1755年改写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仍令人瞩目。此剧为元代（1271—1368）作品，此前由马若瑟神父（père Joseph de Prémare）译介。18世纪，法国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仍极其罕见，传播甚窄；19世纪，虽然中国开放国门，但文学作品的译介与发行仍十分缓慢且数量有限。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一书，从马可?波罗讲到伏尔泰，更偏重介绍哲学家与教士，而非作家。19世纪最初二十年，法国未开设中文课，因语言不通，西方读者很长一段时间只得通过译著、东方学著作或报刊报道了解中国。此处暂且不提乔治?苏利耶?德莫朗（Georges Soulié de Morant）和谢阁兰（Victor Segalen）等少数几位曾在官方机构学习汉语的作家，大多数法国作家自己选择译著以了解中国文学与文化，所选译介经常重叠，偶尔也有与中国文化的直接接触，如会面、旅居或旅行，因此多少有些了解。

这些引介首先来自发行量较大的报纸与刊物上广为传播的介绍，例如报道、游记、外交官回忆录等。19世纪40年代以后，这类文章大量涌现，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及《北京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国门向西方大开，这类文章有增无减。这些介绍普及了中国新形象，与当时局势相关，可以在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中见到相应内容。但主要引介渠道是学术研究与译介，且在游记见闻或“回忆录”中也常见引用。的确，东方学研究，即本书所要论述的汉学及中文译介，一直以来以其研究著作在文坛据一席之地。为了了解某一时期的作家掌握何种资料，需要考察对中国认识的进步、翻译的重译与进步，以及这一领域的整个发展史与著述成果。在同一部作品中，确实也能够观察到因新近阅读或发现新译本而作的修改、增补和校正。

当然，最早的现代法国专业汉学家的著作首先直接影响欧洲区域。约翰?彼得?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在《歌德谈话录》（Conversations avec Goethe，1835）中写到1827年1月31日周三时，转述了导师歌德对新近读到的一本中国小说的评论。众所周知，歌德因发现与介绍这一异国文学而提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之说，此说自当时便引发争议不断。在此还应说明，这部中国小说（下文将再次提及）就是《玉娇梨》（1826）的首部法译本，由雷慕沙所译。稍早以前，威廉?冯?洪堡特在回应雷慕沙的《汉文启蒙》（1822）一书时以法文写成《致阿贝尔–雷慕沙先生的信：语法形式的性质通论及汉语特性专论》（Lettre à M. Abel-Rémusat sur la nature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en général et sur le génie de la langue chinoise en particulier，1826年3月）。这封书信将中文纳入比较语言学的领域。一种崭新的文化在欧洲出现，本书在此关注的是语言与文学领域。学术东方学的译介带来新的视角，在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研究领域激发出新颖观点。但直接受到影响的不仅仅是评论与认识，也有文学之创新。的确，由于汉学与法译著作的引介，法国乃至欧洲文学中出现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引述与相关内容，文学中的这些参照由此得以世界化。19世纪甚至到20世纪初，一些法文作品效仿学术类或普及性的汉学译著和研究著作，冠以“中国风”，更加引人瞩目。其他作品则较为含蓄，并未直接参考此类关于亚洲的著述，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从中汲取灵感，自成一体。

在此情况下，译介及传播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中法之间的文学与学术交流而言，这一过程有其特殊性和滞后性。18世纪传教士文献学家的译著仍在流传，在巴黎，专业汉学产生数部杰出的文学类著述与译本。上文已提到雷慕沙的研究，还应补充儒莲（Stanislas Julien）以及后来的德理文（Marie-Jean-Léon d’Hervey de Saint-Denys），二人皆是法兰西公学院讲席教授。这些学者有意回避中国文学传统，在翻译时首选小说，而后才是诗歌作品。一些古代典籍和道家著述也在同一时期出版，但常常得益于其他汉学家之功，如本不应当被遗忘的纪尧姆?鲍吉耶（Guillaume Pauthier）。随后的19世纪90年代开启了重要的革新阶段：爱德华?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史记》法译本问世，耶稣会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和戴遂良（Léon Wieger）开始在中国出版古代典籍与道家经典的新译本。由此，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以及随后数年，这些中国古典文化著作一定已为法国作家所发现；同一时期，中国也开始关注西方思想与科技。西方著作、思想与技术的引进与传播在中国引发了文化与知识危机，不仅导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而且绵延至整个20世纪；但在欧洲，对中国文化与思想的发现似乎明显不够轰动。当中国猛烈批判本国传统文化，宣扬大多来自西方的思潮时，儒家典籍与道家经典反而在法国逐渐被了解与传播。20世纪末，当一些中国作家与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高喊回归传统文化身份认同时（尤其是“寻根”热潮），法国读者又发现了许多新的作品、数部古典名著的经典译本以及最新锐的文学创作。典籍译本长期以来数目寥寥，仅见于学术性或专业性丛书，但在20世纪后半叶很容易被查阅到。自20世纪80年代起，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亦是如此，起初发行量不如古代典籍，这大概是因为此前哲学家和某些传教士对古代典籍更感兴趣。

中国在传播古代文化典籍的同时，也推介为文人雅士所不屑的民间文学——长篇小说、短篇故事和戏曲，还有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的译介与发行在法国最初十分缓慢，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1956年，艾田蒲和勒内?卡约瓦（René Caillois）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伽利马出版社创立“认识东方”（Connaissance de l’Orient）丛书。自20世纪70年代末，由谭霞客（Jacques Dars）和雷威安（André Lévy）翻译的古典名著在“七星文库”系列/丛书出版。古代典籍和某些著名小说以口袋书系列刊行，发行量极广，一些旧译本亦是如此，如儒莲或顾赛芬的译著。一些中法双语的上乘之作问世，见于立异（La Différence）出版社的“俄尔普斯”（Orphée）丛书（可惜这套丛书发行时间短暂，且销量有限），或是蒙达昂（Moundarren）出版社的著作。最后，出现了专门的出版社，如创办于1986年的菲利普?毕基耶出版社、创办于1987年的曙光出版社和创办于1994年的中国蓝出版社，它们使法国出版业得以增补完善，并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全景图。

19世纪时，汉学最初以史学研究为主，文学作品因而被当作“资料”使用。正是在此背景下，儒莲的弟子毕欧（Edouard Biot）研究中国文学作品；同样，为了研究“风俗”演变与技术发展史，德理文搜集翻译唐诗，并介绍了唐诗的价值与意义。20世纪初，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研究继续采用这种方法，民间诗歌成为他研究古代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参考资料。而传教士们的汉学翻译与研究也仅是围绕精神和伦理主题，同样将文学创作形式、题材和发展史置于次要地位，这就使得纯粹的文学分析在初期更显匮乏了。而且，整个19世纪及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汉学研究者绝大多数为神学家、史学家、宗教史学家、人种学家或社会学家。法国汉学的这种趋势大概有利于一系列文学翻译与改编的出现，自19世纪起，法国汉学家、中国译者和文学创作者便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合作致力于此。这些不同身份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那么明晰：20世纪的一些作家有时也被视为汉学家，如乔治?苏利耶?德莫朗和谢阁兰；另有一些作家身兼数种身份，甚至无所不涉及，如程抱一和让?乐唯。

东方及远东的文学作品被引介到欧洲的这个时期被后来的雷蒙?施瓦布在其著名的博士论文中称为“东方文艺复兴”时期。此语取自埃德加?基内的著作《宗教的真谛》中的一章，题为“论东方文艺复兴”。雷蒙?施瓦布拓宽并更新了这一概念：15世纪至16世纪，西方因重新发现古代经典著作而有复兴之说；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是，19世纪，借助语言学的发展和东方学的研究，东方重要典籍得以被发现，亦见复兴。但他的论证是基于“东方”一词的广义概念，而在后来的分析中，该词往往限指印度、梵文研究史以及印度学对欧洲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只有寥寥几段涉及远东，且其中大多是关于日本的。虽然雷蒙?施瓦布的观点论证看似有局限性且在其后推之过广，但仍具有重要意义。“复兴”一词（作者施瓦布本人也认为言之过重）大概有待厘清，但在此应当认识到，除了从亚洲到欧洲的地理通道以外，还有因各种异域传统而产生的不同引介渠道。异域传统文化可能是借由考古学发现而彰显于众的，譬如在尼尼微国王亚述巴尼拔（Assurbanipal）王宫的图书馆中挖掘出的泥版书，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东方学家从中发现史诗《吉尔伽美什》（L’Epopée de Gilgamesh）；异域传统文化也可能在传统的延续更迭中被发现，比如19世纪40年代后开放国门的中国。希腊和拉丁文明古籍在其诞生之地被重新发现的；与之相反，中华文明古籍被发现之时，不论是时间与历史背景，还是空间与地理环境，一切都使之显得格格不入，极为陌生。

因此，这种“东方文艺复兴”与欧洲文化与文学对“东方”的发现和逐步接受相一致。但可以看出，欧洲人似乎向来偏好外国文明与文化的古代时期，而忽视了这些国家最新出版的著作与学术文化动向。以中国为例，很长时间里，对古代典籍与作品的参照明显占据多数，而对当代作品与文学动态的关注则少得多。分析认为，欧洲话语体系的这种倾向是在否认异域的同时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僵化其历史与文化形象，以反衬西方的活力与现代性。就此而论，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比较文学家萨义德的研究与雷蒙?施瓦布提出的“乐观的复兴”毫不相关。萨义德最初研究近东，论证西方世界借报刊、外交与政治辞令、大学与学术界话语以及文学作品等渠道塑造其形象，乃是为其霸权意图服务，试图通过“东方化东方”而为西方在全世界的主导地位辩护。在这一观点中，“东方学”话语的依据（即广义上所有论述东方的著作）最终总是被视为政治话语；在深层，它们受制于各民族国家与社会集团之间的交锋角力。萨义德的研究是一种警诫，因为我们将要考察的大部分引介渠道都来自西方。比如，从对19世纪撼动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的表述与分析，可见政治与经济利益以及宗教信仰的影响，这也体现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后文将会提及）；又如，译者与作者的宗教与政治倾向自然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政治与意识形态不应带着刻板偏见分析文学作品，虽然这种角度常能阐发问题，但即便没有曲解作品，也永远无法穷尽其含义。

当法国文学作品涉及中国和中国文化时，的确经常成为“西方所造之东方”的典型：中国作品的诸多名目，在不同层次被引介、翻译、重写、改编、评论、概述，或通俗改编、查禁或出版，但在西方的传播最初都完全依赖于西方人的引介，尤其是传教士、外交官和东方学学者。但最初仍有几位中国人出现在文学与东方学的舞台，致力于这一交流的中国人不断增多，声名愈显，直至20世纪末。虽然萨义德的警诫不容忽视，“东方文艺复兴”的阻力与困难也不应被低估，但应当承认，自19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中国以外充满活力。通过对起源、引介以及翻译史的研究，应当能够从贴着“东方”标签的各种混杂影响中将中国的影响清晰地区分开来。我们将会指出：在欧洲人看来，中国的文化、文学和思想是如此博大精深、独树一帜，对它们的发现诱发了新的创造力，刺激了法语文学创作，虽然很长一段时间里，了解它们的唯一渠道仅仅是存在缺陷的译介。

的确，从文学角度而言，与中国文化的接触产生了许多风格独特、题材或灵感来源新奇怪异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甚至称得上绝无仅有之作。我们即刻便可举出几例，如谢阁兰、圣–琼?佩斯（Saint-John Perse），或是稍晚以后的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另有几位后文也将会一一介绍。早在1896年，保罗?克洛岱尔便在《第七日的休息》（Le Repos du septième jour）中构想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戏剧形式，剧情依据耶稣会传教士译注的中国典籍，一部分舞台场景的灵感则来自这位外交官在华任职期间曾观看的仪式与街头演出。在上述情况中，读者接触到奇特的作品，不仅因为对中国的描述当时仍较为罕见且常常不甚明晰，更是因为对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参照能深刻影响法语文学的题材、风格、结构，甚至是诗学，如保罗?克洛岱尔或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

然而，人们往往认为中国文化对法国文学的影响极小。一些作家虽有部分作品取材自中国作品译本，却以作品的其他特色享誉文坛，从而使得这种异域影响屈居次要地位。另一些作家的大多数作品专写中国，如朱迪特?戈蒂埃和谢阁兰，却因各种缘故被忽视，其作品很晚以后才得以重新出版。所有这些作品中对中国文化的参照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被文学批评界认为是间接的。这种参照首先自然被划归为“异域情调”，常被视为肤浅藻饰，最终也因此被忽视；随后它被怀疑只是西方的臆造，对其态度也因国际形势以及意识形态与政治局势而异。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对中国的参照，就像以“东方”或他者的概念将其纳入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一般，不过是异域的标志而已。但同时，如此被引入西方的中国思想与表达手法及其对文学创造的影响，相对而言，价值难以彰显，尤其是相比哲学与思想史等学科领域。中国文学很晚才被译介和出版，传播缓慢，步伐谨慎，不为大众所知，虽有艾田蒲一再发出发人深省的呼吁，中国文学仍鲜见于中学与大学课程。即便如此，中国文学仍渐露光芒，20世纪末，数位中国学人也被西方文学最权威机构所认可，比如2002年，程抱一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最近几十年至关重要。1964年，即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领导下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年，艾田蒲撰文提出如下问题：“我们是否了解中国？”最后的回答是：“我们承认中国，却知之甚少。”几年以后，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在《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一书开篇指出，法国对整个亚洲亦不了解。在他之前，学术界与文学界的诸多名流，如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或安德烈?布勒东，早已察觉或承认这种无知。罗兰?巴特经常强调发现与传播中国文化与文学所遇到的各种阻碍，并选择了“遮蔽”（occultation）一词进行阐述。

阻碍或遮蔽…………

依据中国形象在欧洲的流变，本书分为滥觞、流布、激启三部分，各部分结合当时社会背景，选取典型作家及作品，介绍法国文学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认知与参照：早期被译介的小说与戏曲是以泰奥菲尔?戈蒂埃为代表的帕纳斯派和儒勒?凡尔纳的创作带来异域题材；对古代诗歌与典籍的发现和对现当代作品的关注则启发保罗?克洛岱尔、安德烈?马尔罗和雷蒙?格诺等人对传统思维模式与现代精神危机的反思，使东西方精神对话日益深入，在程抱一诗歌中融合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