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达尔文主义:美国思想潜流

（节选自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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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从两个方面进一步加强了保守主义世界观。达尔文主义蕞流行的口头禅“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用在社会中的人的生活上，即表明，自然规定：最佳竞争者在竞争环境下将笑到最后，而竞争过程将带来社会的持续改进。就其本身而言，这种说法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经济学家本可以早早指出这一点，但它确实给竞争性斗争概念赋予了自然法则的威力。第二，世界的发展历经万古这种看法，为保守主义政治理论中另一种非常熟悉的观念注入了新的力量，这种观念就是：一切良好的发展都必须缓慢而从容。社会可以被设想成一个有机体（或是一个类似于有机体的实体），它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发生变化，自然界的新物种就是以这种速度产生的。人们或许会像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那样，对达尔文主义的重要性持悲观态度，认为达尔文主义唯一能做的，只是促使人们正视生活斗争中固有的艰难；人们或许也可以像赫伯特•斯宾塞一样去展望，无论大多数人眼下究竟有多艰难，进化总归意味着进步，从而保证了整个生命过程都朝着某种非常遥远但又全然辉煌的圆满状态发展。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达尔文主义起先下的结论都是些保守的结论。他们认为，所有变革社会进程的努力都是为了补救无法补救的问题，都干扰了自然的智慧，都只能是导致退化。

作为保守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社会达尔文主义值得瞩目。就其捍卫现状，为攻击改革者和攻击几乎一切有意识、有针对性地改变社会的做法提供力量支撑而言，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内，无疑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主导力量之一。不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保守主义身上常见的诸多显著特征。首先，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宗教信仰的保守主义，对世俗主义者比对虔敬的信徒更有吸引力。再则，作为一套信仰体系，社会达尔文主义差不多是无政府主义，其主要结论就是国家的积极功能必须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与众多保守主义体系不同，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这里，政权也不是敬畏的焦点和权威的中心。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一种试图摒弃情感关系或感情联系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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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在整个思想史上，是否曾经有过像这样十足进步的保守主义？如果把萨姆纳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作比较，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的理论依据，其某些独特之处就看得很清楚。当然，作为思想家，两人不乏共同之处：他们都对打破社会模式和加速变革的企图表现出同样的抵制；都讨厌激情的改革家或革命者，讨厌自然权利观，讨厌平等主义。但两者的相似之处仅止于此。伯克笃信宗教，对待政治凭借的是直觉方式和本能智慧；萨姆纳则是世俗主义者，是引以自豪的理性主义者。伯克信赖集体的、长远的才智，信赖群体的智慧；萨姆纳则期望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成为大自然的智慧唯一令人满意的表现方式，并要求群体所做的就只是对这种自我伸张放任自流。伯克尊重习俗，颂扬同过去之间的连续性；萨姆纳则对契约取代身份时造成的同过去之间的断裂印象甚好。在其著作的这一块，人们看到了他对过去的蔑视，这种蔑视是某一文化的明显标记，而这一文化拥有的蕞大才能，便是技术天资。在他看来，只有“感时伤怀的人”才想挽救和复原旧秩序的残余。伯克的保守主义似乎相对来说不分时期，也不限地域；萨姆纳的保守主义则似乎格外属于后达尔文时代，格外属于美国。

当然，在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角色一直以来经常是混在一起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发生了对调，因此从未形成各种明确的传统。这不仅足以说明为什么我们的非保守派人士在今天总是如此难以解释自己；也足以揭示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一种保守的社会哲学，为何拥有一圈如此奇特的光环。在美国政治传统中，“右”的一方——也即讲求发财致富、对公众热衷的事情比较冷漠、不甚愿意倾向民主的一方——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派，但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却是急不可耐的创新者和敢于冒险的推动者。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到尼古拉斯•比德尔（Nicholas Biddle），再到卡内基（Carn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摩根（Morgan）及其同侪大亨，这些在政治性事务上主张精英政治甚至财阀政治的人，也是率先引进新的经济形式、新型组织和新技术的人。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现实政治的历史，去寻找那些赞成恢复或维护旧有价值观的人，我们会发现，他们——当然不只是他们，但他们最典型——是些具有温和的“左”倾倾向的人士。我们发现杰斐逊派人士在试图挽救唯农论，捍卫种植园主的利益；我们发现某些杰克逊派人士在呼吁恢复共和的简明纯朴；我们发现平民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在试图恢复一种他们认为古已有之的大众民主和竞争型经济。当然，事实并非全然如此简单，因为改革者们在努力实现那些自认为古老的目标时，采用了一些无可否认的新技术。但直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及其“新政”（New Deal）时代，美国政治中的“自由派”或者说“进步派”，方才也成为热诚认同经济社会创新与试验的那一方——直到国家在宪法之下经历了近150年的发展之后，旧有的模式才被彻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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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追溯了达尔文主义对美国镀金时代、进步主义时代社会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达尔文主义的修辞被用来支持完全对立的不同思想观点。无论是达尔文主义式的个人主义，还是达尔文主义式的集体主义，只要社会存在一种突出的掠夺环境，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有再度兴起的可能。

本书是由霍夫施塔特的博士论文改编而来，首次出版于1944年，1955年出版修订本。在这本书中，霍夫施塔特回顾了达尔文主义对美国社会思想家的影响。达尔文主义本是价值中立的科学学说，但在社会思想家笔下，它变成一种工具、一种修辞，为不同观点服务。从个人在社会中的竞争，到种族（国家）在世界政治军事中的竞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语构成了近代美国的思想底色。从达尔文、斯宾塞、萨姆纳，到沃德、杜威，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在霍夫施塔特搭建的舞台上来来去去，读者也能从诙谐的语言中收获阅读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