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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怡,毛迅主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
ISBN9787553115931
出版时间2021-12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70元
货号11386028
上书时间2024-09-29
地方学术:近代语言变革的突围路径?
王平
20世纪20年代初期,“五四”文学革命初战告捷,开始进入理论建设阶段。新文学
的倡导者们纷纷从各自的审美趣味、理论立场出发,梳理新式白话文学的前史,以期为今后的文学发展勾勒一条明晰的路线。今天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叙事,会发现两条截然相反的前史叙事脉络。对于“何谓五四文学语言之先声”这个问题,胡适与周作人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
1921年1月,周作人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此文的主旨是试图在古希伯来文学与中国新文学之间打开一条通道,让这股来自西方的精神力量牵引着新文学脱离旧有的、固定的思想中心。文中对传教士的白话文翻译评价甚高。他说:“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②在列举了传教士白话译文诸种语言特性之后,周作人尤其赞赏它所流露出的文学趣味,认为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价值不容忽视。
与周作人不同,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谈及传教士的白话译文则一笔带过,以为这只不过是“传教士自动的事业”③。1922年胡适写作此文的本意,是以桐城派古文和维新派“应用的古文”为衬托,来彰显自己所倡导的白话“活文学”之意义,以此为“五四”文学革命建构一种合法性。但有意味的是,在谈到梁启超的新文体时,即便是极为克制的表述也难以抑制他对梁启超的褒奖——“梁启超当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①。
梁启超的新文体与传教士的白话译文体,作为两种并列的现代文学语言之先声,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叙事中各自沉浮,于林林总总的文学史建构中承担着或隐或显的理论功能。从总体上看,新文体的意义更为学术界所关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晚清的白话文运动》一书,旨在通过梳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脉络,以批判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作者谭彼岸对胡适的理论观点大加挞伐,但是在梁启超的评价问题上却意外地与胡适达成了一致,不仅将梁启超置于白话文运动的先驱者位置,还认定他对“文学改革仍然影响极大”②。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文学史观的嬗变,传教士的译文体对于现代白话文的意义愈发得到凸显。各种报刊史料相继被发掘、阐释,由此得出的理论观点对既有的文学史观念提出了挑战。有学者断言:传教士对语言文学变革所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现在学术界对它的估计”③。
文学史的建构受到波诡云谲的时代风云所制约,此长彼消、孰是孰非的吊诡现象尽可以从文学史叙事主体、理论语境等多方面做出解释,但历史发展的链条是清晰可寻的,这一点确凿无疑。那么,近代语言变革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是梁启超的新文体还是传教士的白话译文体?二者在语言古今演变的历程中各自承担了何种功能?若要对此做出阐释,首先需要拨开文学史叙事的重重迷雾,以更宽广的视野去探察语言文字在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价值定位以及近代语言变革发生的历史机缘。
一、由五种要素构建的恒定文化系统
语言文字作为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从诞生之时即已承担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与自然世界相映照就是其中的一项基本功能。清代的王筠曾言:“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义为本,而音从之,于是乎有形。”④就汉字的造字方法而言,无论是传统的“六书”说还是近世的“三书”说,其基础均在象形。许慎对象形文字作过这样的界定:“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⑤在他看来,随自然物体的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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