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

　　《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
　　萨门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有钱人家，从小体弱多病，后来师从的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学习。海克尔是当时世界的生物学家。受海克尔影响，他也希望在生物学领域内有所作为。他在海克尔的理论框架内抓住了生物遗传过程中的一个问题：一些已获得的东西的代代相传如何解释？他试图从记忆角度去解释遗传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甚至到澳大利亚游历两年（18911893）。回国后写了《记忆》（1904）和《记忆心理学》（1908）两部著作。可惜的是，这两本著作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没有为同时代生物学家肯定。他的第一本著作出来，受到当时生物学家的围攻，第二部著作出版后更是无人问津。
　　1918年，萨门自杀。斯卡特曾经从兴趣点、术语、立场以及证据等角度分析了萨门作品被遗忘的原因，但是对于他为什么自杀却没有做出详细解释。这引起了我的兴趣。萨门自杀有三重原因：一是学术受冷、中年丧妻和理想破灭。萨门自杀的第一个原因是学术受冷。他所处的时代是达尔文进化论风靡一时的时期，导师海克尔更是进化论的支持者。受其影响他也希望在生物学界产生影响，但是这也是其人生悲剧的源头，他作品发表后恰恰是受到了很多支持达尔文思想的人的批判和冷遇。45岁时学术上的连续受冷使得他开始怀疑自身，这让我们想到了胡塞尔在42岁的时候也依然不停地怀疑自己。导致萨门自杀的第二个原因是妻子的病故。萨门和他的妻子关系很好，他们彼此相爱。但是由于他妻子患有，死于疾病。这摧毁了他生活的支柱。萨门自杀的第三个原因是政治理想的破灭。他是一个普鲁士主义者，坚信德国崛起的理想。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德国战败，四处赔偿。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在这三重事件的打击下，1918年他用枪指向了自己的脑袋。萨门死的方式充满了理想主义。正如斯卡特在萨门传记中记载的那样，他在卧室的床上整齐地铺好了一面德国，凝视着和他心爱的妻子躺过的地方，然后心里默念着心爱人的名字以及德国的名字，一声枪响过后，一切都结束了。
　　由于当时学界的不理解，他的这一理论沉睡了近半个世纪。1978年被心理学家斯卡特发现和挖掘，2010年以后被神经科学家利根川进的团队承认。他的成果作为了进一步研究记忆印迹细胞识别、标记和改造的理论根基。
　　萨门求学的时候受到海克尔的影响。海克尔在哲学上是一个整体主义者，他所追求的是从整体的、统一的原则解释自然现象。这显然是德国古典哲学影响的结果。因此，萨门也开始追求这样一种方式。他关心的问题是遗传学，尤其是生物各代之间遗传的同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没有采取达尔文式的经验观察方法，而是带有极浓厚的思辨和实验方法。他找到了“记忆”这样一个原则，在他看来这一原则能够解释自然物种之间的遗传同一问题，通过到澳大利亚游历，他能够找到经验证据。在后来出版的著作中他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一个是印迹概念，其定义是“由刺激物产生的存在于应急物质中的持久的然而是原初潜在的变更”。另一个概念是唤起（ecphory），其定义是“将记忆印迹或者印痕从潜在状态中唤醒进入到明显活动的影响”。这两个概念成为他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的出发点，而这两个概念也成为后来记忆科学研究的出发点。
　　萨门的著作没有在同时代的生物学家中产生较好的影响，反而是受到极大批判。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学术共同体范式的不可通约造成的。在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成为生物学领域的标准范式，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淘汰成为生物进化的主要机制，这一范式对社会科学乃至人文科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竞争、狼群社会等都是这种影响的体现。而萨门所提出的通过记忆原则解释自然现象，无疑从两个方面向达尔文范式提出挑战：一方面是记忆作为思辨的、同一的原则无法被经验证实；另一方面是强调了不同生物代际间的遗传同一性。此外，除了挑战权威当红范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同一原则的寻求更是对当时实证精神的一种宣战。如胡塞尔所言，整个时代都是为实证科学精神造就的具有实证精神的人。所以，当他的思想与当红的进化论范式和实证精神产生碰撞时，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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