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天下:1921-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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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珏，刘华清著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543837201
出版时间2011-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4元
货号6976033
上书时间2024-09-16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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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 波澜突起
二 群英荟萃
三 人尽其才
四 陈独秀为核心
五 危难关头
六 短暂的音符
七 工人掌权
八 实际主持者
九 多事之秋
十 新生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路人
十一 影子内阁
十二 浪底真金
十三 时期
十四 边区政要
十五 八路军精英
十六 新四军栋梁
十七 谁主沉浮
十八 胜利大会
十九 东北大员
二十 将帅明星
参考书目
内容摘要
第十二章、阿Q的革命学
际兹新政繁兴，小民之负担已重，倘不量加体恤，将此项无益于民之举革除，农田岁获，能有几何？
——清廷收回各省民办铁路的上谕
《看历史》（原名《先锋国家历史》杂志）上有一篇文章（作者：何书彬），说福建光复消息传到上杭时，本地士绅及立宪党人当晚即宣布“光复”，县衙外竖起“恭祝中华民国独立”的八字大旗，沿街店铺也都挂上了书有“新汉万年”的四字白旗，并放了一阵鞭炮以示庆祝。不久，福建都督府的文告到县，上杭旧知县龚时富“仍旧供职”。无独有偶的是，上海光复的消息传到常熟时，几个热心的地方绅士互相商议，想要和平革命，于是他们找到常熟知县翁有成，翁称自己身为地方官，决不能说赞成革命，但地方人士要怎样办，他也不好独持己见。等到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告独立，常熟即召开光复会议，会后，绅士们忙了一个通宵以起草布告、电文等，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购买白布做白旗。第二天一大早，六个城门均挂出布告，官署商店民宅等也一律挂出白旗，以示光复，当天街上照常开市，共和的第一天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宣统登基后，某日本情报人员在报告中说：“如果向一个愚昧无知的人问及国家大事，他会说：‘要改朝换代了’”；王朝的末日，就连街上的贩夫走卒、酒肆中的闲人茶客也常私下议论：“大明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如今也二百多年，难道还不亡么？”毋庸赘言，任何一个朝代都会覆亡，但在“清朝即将亡朝”的民间共识下，这个最后的封建王朝走得却是最为的平静。
“气数已尽”是某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心理，最不可解的是，越是底层社会，类似于“宣统不过两年半”的谶语就越容易被传播。随着这种诅咒性说法的扩散，当局的合法性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流失，整个社会都会出现一种莫名的求变躁动，而那些传统的“皇权、官权、绅权”，其威信也就在草民们的心目中一降再降，一旦这一天真的来临，王朝瞬间崩塌如摧枯拉朽，真是如同一种“无声无色、如土如尘”的境界。
以四川保路运动为例，载沣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附加在铁路上的地方“租股”捐税将随着“铁路国有化”政策的推行而停止，其最大的受益者本是川省的广大农民，但这项减轻民众负担的善政，何以会掀起滔天波澜并令王朝为之覆没呢？他们为什么不支持朝廷？
马克思对此早已作出了回答，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693页)。出身显贵高居朝堂而从未到民间体察过民情的载沣怎么会知道，那些身处底层的农民们其实一直被地方官府、士绅甚至会党（也可以说是黑社会）所代表着，你说他们麻木也好，无能也罢，他们的声音永远只能在穷街陋巷、荒野阡陌中存在，那些因穷困、因屈辱、因磨难而发生的呼喊，那些面壁而泣的幽幽哭声，又有多少能够上达天听，就算慈禧太后再日理万机，又能拯救几个“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悲苦人生呢？
近代中国在沉睡，而昏睡得最香最甜的正是广大的民众们。古代社会，人分五等，帝、士、农、工、商，虽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但实际上也就前两者有责任，后三者既无责任感可言，也无发挥其责任的渠道。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将中国隐喻为“睡狮”，在他看来，这头“睡狮”是一架人工铸就、极其精巧的机器，“千人之力，未之敌也”，但可惜的是，“其机废置已久，既就腐蚀，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机，则此佛籣金仙者长睡不醒矣”。
要想让“中国”这台老机器焕发新生，梁启超给出的答案是：“国民”。同年秋，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一文中正式揭橥“国民”一语，他认为，当前世界之竞争非昔日之“国家竞争”而在于万众一心、全民总动员的“国民竞争”，但中国的现状却是“国土云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事云者，一家之私事也；国难云者，一家之私祸也；国耻云者，一家之私辱也。民不知有国，国不知有民。以此与前此国家竞争之世界相遇，或获可固存；今也，在国民竞争最烈之时，其将可以堪之，其将何以堪之？！”
梁启超开出的药方，是将中国人由单纯“义务”性质的“臣民”转化为对国家民族命运负起责任的“国民”。梁启超给“国民”下了一个定义：“国民者，以国为人民之公产之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902年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民说》，以其生花之妙笔振奋国民精神，梁文虽不能说遍及国内的每个角落，但至少在中下层士绅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在数百年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习气下，晚清社会是个愚钝、无知、闭塞的社会不假，但是不是真的如一潭死水般掀不起任何波澜，呈现出无可救药的末世景象呢？也不完全是。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1年，国内各大城市总共出版了111种白话报，尽管它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因为经费不足等原因而很快关闭，但这种文化启蒙的思潮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值得一提的是天津《大公报》，该报自1902年创刊以来即设有“白话论说”一栏，并定期免费附送白话附张。1908年，历年结集出版的白话附张达到30册之多，而在此期间，白话报也已是遍地开花，《大公报》由此将“白话论说”改为不定期栏目而无须“每日晓晓陈言”了。
报刊的普及力主要集中于城市，作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城市在纳新而不吐故的同时，也逐渐膨胀为一个与传统扦格不入的新另类。杨国强先生在《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中说，“呼声起于城市，回声也起于城市。而中国最大多数人口所在的农村社会则漠漠然而且懵懵然，犹如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旧日的士人从农村起程远走，他们大半都会回来。但为学堂召去的读书人一经从农村走入城市，却大半不会回来了。”
科举废除后，旧士绅断了来源，而新的知识阶层只能产生于城市，生存于城市，作为主体人口所赖以生存的乡村社会，则依然是故旧如昨，甚至更加的愚顽下挫。毛泽东的国文老师、参与创办《民报》的汤增壁曾说，清末革命时期的“民族思潮”只能“灌输中等以上”，至于那些行商坐贾、农氓役隶这样的芸芸众生，就算是“驱逐鞑虏”这样有激情的东西，也都是没有兴趣去听的。
清末的一次演习结束后，冯玉祥去拜会一位朋友，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先生跟他说话，头一句就是：“你置了多少地了？”冯说：“咱们的国家如今衰弱已极，国家危险到这种地步，自己哪有心思去置产业？”老先生笑了一笑。这一笑里，蕴藏着他的饱满的世故阅历，同他的人生哲学。他说：“你究竟年纪轻，还不知道世上的艰苦。什么外国人占高丽，占这占那，这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我劝你最好还是置几顷地，有上三顷五顷的，再好也没有了。说什么也是地好。古话说，有地能治百病，你是良友的朋友，我要把老实话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上人家的当。”冯说：“要是我们的国家亡了，有地也是无用的了。”老先生说：“为什么无用？谁来做皇帝，就给谁纳粮好了。”冯玉祥觉得再也没法说下去了，但他后来思考后不得不承认，这位老先生的话实则是代表了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意识和观念。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说，中国“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祇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祇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其余都是听人民自生自灭。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直接并没有受过很大的专制痛苦，只有受间接的痛苦”。这可算是一句大实话。蒋梦麟在1908年赴美留学时，上岸后的第一个印象是，“美国这个共和政体的国家，她的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简直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们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似乎真不是一场反专制的革命。
自戊戌变法以来，新一代的读书人总希望引入西方的制度以挽救中国社会的沦落。但是，中国的4亿人口中，绝多数人连民权的ABC都不知道。杨天石先生曾提出一个观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并不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共和知识分子”，但“共和知识分子”又包括哪些人呢？他们中应该有职业革命家、年轻的学生、专业的文字工作者、穿着军服的新军士兵或军校生，或许还有“先进”的会党分子等等，但不可否认的是，占全国人口至少90%以上的农民，在这场革命中，他们在哪里？
共和民主思想的火种在茫茫人海中（其中大多数人很可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犹如浩瀚海洋上偶尔露出的岩礁，革命党人没有兴趣去唤醒农民，绝大多数的农民也对所谓的“革命”抱以冷漠。革命者或许应扪心自问：革命能给农民们带来什么？共和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变化？革命者或许会说，燕雀不知鸿鹄之志，但反过来说，如果鸿鹄不知道燕雀们的需求，他们为什么要去支持革命呢？而鸿鹄们又有什么资格去代表他们并声称自己代表了时代的潮流呢？又如何能指望一个崭新的现代民主社会从中产生呢？
《民国奇闻》有这样一则故事，虞阳有个李姓草民，世代务农，并不识字，因嗜酒过度而成了酒糟鼻子，人送外号
“李赤鼻”。李赤鼻贪杯，醉后最喜骂官，骂得多了，有一次被官府逮了进去，被抽了几嘴巴之后，人家问他：“你为啥要骂官？人家跟你有仇吗？”
李说：“我听人说‘官吏多贪墨’，所以痛恨之。”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李赤鼻便与其父说：“我们家为何不起义？”其父说：“真是傻儿子！我们乡下人，种田才是我们的本分。你要揭竿而起，小心身首异处。”李赤鼻大怒，骂道：“懦夫！懦夫！”随后他跑到某学究家，问“革命”二字如何写法，学究便写了这二字给他。李赤鼻撕了一幅白布，贴上“革命”二字，拿了根竹竿挑在门外，雄赳赳气昂昂的站在下面，有人从他家门口经过，便扯住过客说：“我们家起义了！”路过的人无不大笑。某公听说后，喟然长叹道：“可惜啊！赤鼻只认识‘革命’二字。要是他读了书，那岂不是要当个横行天下的革命伟人？”
李赤鼻的“革命故事”实则是另一个版本的“阿Q造反”。阿
Q是未庄唯一听说并亲眼见过革命党的人，但也不知道是谁告诉他或者与生俱来的观念，“革命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而一向“深恶而痛绝之”。城里杀革命党人，阿
Q看后兴高采烈地向未庄的愚民们炫耀：“咳，好看。杀革命党。唉，好看好看，……”
等到真的革命来了以后，城里的举人老爷为转移财产而与“素不相能”的赵秀才家攀了“转折亲”，阿Q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都对“革命”如此害怕，不免有些“神往”，在见到“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后，更让阿Q感到“快意”，而他“近来用度窘，大约略略有些不平；加以午间喝了两碗空肚酒，愈加醉得快，一面想一面走，便又飘飘然起来”。这一飘然，阿Q便觉得革命党似乎就是自己，而“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得意之余，阿Q禁不住大声的嚷道：“造反了！造反了！”
看到未庄的人都用惊惧的眼光看他，这种“可怜的眼光”是阿Q从来没有见过的，这使他“舒服得如六月天喝了雪水”，于是他就更加高兴地走并且喊道：“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得得，锵锵，得，锵令锵！我手执钢鞭将你打……”
一向骑在阿Q头上作威作福的赵老太爷，这时候也只能怯生生的迎着阿Q叫：“老Q！”而那个为虎作伥的赵白眼也惴惴的尊称阿Q为：“阿……Q哥！”革命的快感给阿Q带来了“说不出的新鲜而且高兴”，在微醺的酒意下，他回到土谷祠后进行了“革命的畅想”：“造反？有趣，……来了一阵白盔白甲的革命党，都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钩镰枪，走过土谷祠，叫道，‘阿Ｑ！同去同去！’于是一同去。……”
“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Ｑ，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Ｄ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
“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
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Ｄ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
“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报私仇、分财产、得女人，这就是阿Q的革命纲领。在此之前，未庄除了小尼姑外，谁都可以而且敢于欺负阿Q。阿Q由不得的想，“‘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同样是最底层的小D
(阿Q认为他抢了自己的饭碗并与之做过殊死的搏斗)，还有王胡（阿Q认为自己的虱子不如他多而且有被王胡揪住辫子撞墙之辱），所以他们也都成了阿Q名单上的“该死对象”。
郭沫若曾在辛亥革命中做过某义军的文牍，这支队伍虽然只有“一二百人、八十来支后膛枪”，但影响却很大，周围四五十里的劳苦大众都赶来请求为他们申冤报仇。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家乡闹过的那一幕便成为悲喜剧了，我们自己被人告发，官司足足打了两年，打到省的阶段，才靠人事关系，和平了结了。”在折腾与被折腾后，郭在《感时》诗中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兔走鸟飞又一年，武昌旧事已如烟！”
据巴金的回忆，在赵尔丰被杀头、四川光复后，他那个大家庭的成员们也是反应迥异：小孩子们因为剪了辫子而大都觉得高兴；祖父因为革命而感到悲哀；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官，三叔则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盛京时报》有一则趣闻，说某人数十年来破家营运，好不容易捐了一个候补知府，他听到清帝退位的消息后，忍不住拿着报纸痛哭，因为这项耗资不菲的政治投资眼看就要打了水漂，好在共和后他终于补了官缺，“现为黑龙江之首府”。写稿人行笔与此也不胜感慨：“吾始知反对共和者之意义！”
张鸣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说，“对于皇冠的飘落，农民居然没有丝毫的惋惜，即使满口阿弥陀佛的老太婆，也至多发出一声态度暧昧的轻叹：‘皇帝江山从此送掉！’这声农民的叹息，用在日后的岁月，几乎具有谶语般的功效。诚然，辛亥以后的农民照样会巴望一个好皇帝，但‘皇帝的江山’却确确实实永远地被断送掉了。”
张鸣把农民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要求减免租税。辛亥革命期间，各地抗租抗粮抗税的活动此起彼伏，形成一场非常普遍的“民变潮”。在农民们看来，“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当新政权依旧派人下乡催租收税时，即发生“被佃户聚众攒殴“、连皮袍也剥去了的事件。在此风潮下，地主财产被焚掠之事多有发生；二是否定地主所有制的土地要求。一些更为“不安分”的农民认为，“朝代一换，此田非故主所有”，江苏吴江同里镇七十二芋农民联合抗租，强迫地主交还“方单”，并宣布田地不应归原来的地主所有，
“地方绅董畏其蛮横，不敢与较”；三是趁乱发财。扬州革命时突然冒出一个从头到脚裹着白洋绸布的“革命党人”孙天生，他虽然连张告示都写不出来，但仍带人趁乱占了官衙，分了库银，还对老百姓说：“官署内的家具什物，你们随便去取，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个假革命党被捕杀后，后来还演成了一首民歌：“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做不成。”
类似这样的故事，辛亥年里还有很多。革命未必是真的，但无论多精彩的过程都无一例外的发展为抢掠、争权、夺权的大结局。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畏畏缩缩，也不管是主动迎合或是半推半就，这些光荣或神圣或贪婪或根本就荒诞可笑的历史假说与真相，林林总总拼贴在一起，透过历史的长镜头，后人们才能窥出这样一个未必那么完整的辛亥年。
革命过后，一地鸡毛。当假洋鬼子扬起“死踢客”（stick，俗称“文明棍”）不准阿Q革命时，阿Q竟然“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以示“报复”，他甚至痛恨而怨毒的想：“不准我造反，只准你造反？妈妈的假洋鬼子——好，你造反!造反是杀头的罪名，我总要告你一状，看你抓进县里去杀头——满门抄斩——嚓!嚓!”
在《辛亥革命的一课》中，沈从文这样描述了家乡湘西凤凰县的辛亥年:十岁的他，“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
阿Q的失望，不仅仅是因为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也未必是“革命党”们没叫他一起“革命”，其真正的原因恐怕是革命后的“照旧”:“革命党虽然进了城,
但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
未庄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人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在半纪实的散文《范爱农》里，鲁迅与主人公在绍兴光复之后，“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进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从布衣到皮袍，自然是一种革命性的蜕变，但其中又是谁来付出代价，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据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彭中英回忆，革命之后，其家乡广东化州在兵匪蹂躏、地主剥削之下，农业生产比前清更加衰落。物价天天上涨，谷价由过去二、三元一石涨到十多二十元一石，猪肉由毫银一、二毫一斤涨到五、六毫一斤。军阀们滥发钞票，这些钞票随着他们的失败而变成废纸，小商店因之亏蚀而倒闭，大地主的大当铺也因军阀的勒索军饷而变成小当押。大地主在商业上受到损失，便拼命加租，加重剥削佃农，如过去八石租的田地现在增加至十几石租，农民生活更加悲惨。在这混乱期间，一般富农变为中农，中农变为贫农或佃农，佃农无一为生，逃荒到城市去卖劳动力或沦为乞丐，以致乞丐遍地。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冯国璋的陪同下对禁卫军及八旗官兵讲话，据旗人所说，孙的讲的话他们既听不懂，也不感兴趣，因为其说的无非是建国大略之类的东西，而他们当时最关心的是切身问题，谁有兴趣去听这些不着边际的话。冯的讲话就不一样了，他就说了这样几句：“听说革命成功了，你们有点害怕。怕什么，有我就有你们。我的亲兵都是你们的子弟，我不信任他们信任谁。你们要安心听我的，有我就有你们。”（金启孮：《北京郊区的满族》）
孙中山曾在革命后自承：“在没有革命以前，大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以为只要推翻满清之后，就是中国人来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就是极有思想的同志，赞成三民主义，明白三民主义是三个不同的东西，想用革命手段来实行三民主义；在当时以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住做去，没有别样枝节。所以他们对于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当时都没有过细研究。”
“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大家为什么当初又来赞成民国，不去反对共和呢？这个顶大的原因，是由于排满成功以后，各省同志，由革命所发生的新军人，或者由满清投降到革命党的旧军人，都是各据一方，成了一个军阀，做了一个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处地盘做根本，再行扩充。”
民国成立后，时任内阁总理秘书的顾维钧与袁世凯有过这样一次谈话，袁问他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实现共和意味着什么。顾说“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者民有的国家”，但袁认为中国老百姓怎能理解这些道理，他举例说，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时，把脏东西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不管。顾说，民众的无知可以通过教育、法律、制度等来推动发展，袁说那岂不要几个世纪。顾由此认为，袁世凯并不懂得什么是共和国，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优越，而且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
顾维钧认为袁世凯对共和国的性质完全不懂，但试问当时的中国人，理解共和制的又有几人？袁世凯的担忧和几个世纪之说，如今看来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推翻帝制实属拔苗助长的操切之举，而在1912年即仿照西方建立民主共和政治更是在沙滩建空中楼阁，甚至连倡导的人也没有全盘规划，他们在帝制垮台后其实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英国驻华使馆武官柏来乐说，“在中国遥远西部地方的居民，对于政府是帝制还是共和，可能感觉不到任何差别，因为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会影响到构成中国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苦力、车夫等的生活。扰乱给盗匪以一个大机会，他们是危险的大根源。贪污的流弊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中是如此之深，结果我怀疑它是否能在一个世纪以内铲除。”
民国成立伊始，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致朱尔典的信中说：“值得说明的是，此地的下层人士中，通常谈到孙文博士是新皇帝，他们不了解总统这个专门名词，认为它只不过是更高头衔的一个委婉的说法。”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也在《紫禁城的黄昏》中不无刻薄的说，“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欧美国家的文明制度，连影儿都没有……袁世凯要做皇帝，也不是妄想，他实在见得多数民意相信帝制，不相信共和。就是反对帝制的人，也多半是反对袁世凯做皇帝，而不是真心从根本上反对帝制”。在他看来，“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根本不曾得到过证实，大部分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他们的生活和前途会随着共和制的建立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此他们对共和制的优劣毫不关心。
辛亥革命没有触动到社会的基础，传统专制势力仍旧猖獗，民众还是那般的愚昧，“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在“形式共和”与“形式民主”未能焕发出生命力的时候，回归传统专制也就成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对广大的底层人民而言，辛亥革命的意义和切身体会与以往的改朝换代并无实质上的不同，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政权的组织结构上并无翻天覆地的改变，把持着政权的依旧是前清时期的官吏和乡绅。
在袁世凯称帝败亡后，鲁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其代表作《阿Q正传》。可笑而可悲的是，阿Q之前犯的是抢劫罪（也可能是盗窃罪，而且还是个从犯），但最终却被作为“革命的代表”处决——而所谓的“革命”事实，却是阿Q想做但并没有做的。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其实是“少数人革了极少数人的命”，或者根本就是“极少数人革了极个别人的命”，而千千万万个像阿Q那样的民众，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是完全被排斥在革命之外的。革命被那些新派人物和旧乡绅所垄断，即使在民国建立之后，占据人口绝大比例的一般民众也仍旧被排斥在机构之外，鲁迅的小说反映的不过是一般民众对新生民国极其疏远的事实。
老同盟会员吴稚晖曾说，他们这批人开始是真心真意的想从井中将人救出来的，但结果是自己也掉到井里去了，恢复了祖宗的原形，中国人还是在十八世纪原地踏步。正如革命党人蔡济民那首传诵一时的七言诗：“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赢得假共和；早知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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