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鹿：社会结构的进化

霍布斯(Hobbes)曾述及一个古老的思想脉络：“诚然，某些生物(如蜜蜂和蚂蚁)属于社会性群居动物(亚里士多德将它们列为政治性动物)……因此有人可能希望了解为什么人类不能以同样的方式生活。”这一问题在当代的表现形式更为多样，也更为复杂。社会契约问题已经在各个层次的生物组织中以多种方式得以解决。除了蚂蚁和蜜蜂，还存在社会性变形虫(如细胞黏菌)，甚至是社会性细菌(如“狼群式”黄色黏球菌)。人体内存在器官社会——为希腊人所熟知，它由人体组织社会所构成，再由细胞社会所构成。多细胞机体的社会契约在每个细胞的染色体中一再写入。染色体是基因的社会。每个细胞都与其线粒体建立子契约。子契约在每个细胞及其脱氧核糖核酸(DNA)中正式化。显然，解决社会契约问题时，理性选择并不是必需的。

霍布斯认为理性是这一问题的一部分，蚂蚁和蜜蜂的集体行动是依靠本能而非理性：“这些生物之间的协议是自然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协议仅仅依靠人为的契约。人类会受理性的自利的诱惑而违约。自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以来，霍布斯所提出的问题面临着新的解释。如果个体可以通过违约来获利，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违约的变异体类型可能出现并破坏社会契约。本能的吸引力*终也会导致相同的问题。联邦制度及其稳定性的基本问题既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也是演化理论问题。霍布斯的理论观点将我们引向亚里士多德——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其状态并非人为，而是自然的创造。

我们也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与所有其他的科学门类一样，复合体总是应当被分解为简单的元素，或至少是整体的各个部分。”但是，在将复杂分解为简单的过程中，我们将遵照霍布斯——因为霍布斯是博弈论的鼻祖，将简单的社会互动模型化为博弈。在分析这些互动时，我们将使用达尔文的进化和学习的自适应动态。

如果选择一个简单的博弈作为社会契约中心问题的范例，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博弈呢?许多现代思想家侧重于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但是，我认为这种方向是错误的。*合适的选择不是囚徒困境，而是猎鹿(the stag hunt)，本书也由此得名。在本书*章中我们举了猎鹿的例子，对这个例子的分析将贯穿全书并不断深化。本书还将分析许多其他博弈，其中有两个博弈值得一提：一个是讨价还价博弈，主要讨论如何分配集体行动的收益；另一个是劳动分工博弈，该博弈使用了更为复杂的合作模型。

合作、集体行动和社会结构的进化的关键在于相关性。人际互动的相关性使得合作型社会结构的进化成为可能。社会制度促成了相关联的互动，而且很大一部分社会制度是由相关联的互动构成的。互动是如何相互关联的?这些相关关系对合作行为的进化有何影响?本书介绍了几种思路来分析与相关关系和策略的共同进化有关的问题。*部分讨论了与邻居间互动的影响。第二部分分析了互动前的信号交流。第三部分将互动嵌入进化中的社会网络。每一部分均独立构成针对研究*深入的进化模型的一个简单实证修正，并说明了模型修正如何对猎鹿及相关互动的动态进化产生巨大影响。

上述基本方法和原则除了适用于人类，可能也适用于其他物种，以及生物组织的各个层级。本书介绍分析*简形式的位置、信号和网络形成，它们可以通过组合而构成复杂现象的模型。例如，信号可以与联合组合在一起。合作类型可以使用信号而找到彼此，形成联合，并互相帮助。这个看似复杂的策略在社会性变形虫层面已经实施了，其中在黏菌盘基网中，一种由单基因编码的蛋白质，迁移到细胞表面，导致那些含有该蛋白质的细胞实际上“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多细胞子实体。虽然我们关心的首要主题可能是通过学习和文化进化的方式所形成的人类的社会契约，但我们不应该无视各种生物体所表现出来的集体行动。

随着发展的不断进步，对各种过程的理解显得日益重要。看似均衡的观察结果未必来自一个真正的均衡，真正的均衡可能根本观察不到。暂态现象可能对真正的行为的理解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进化和学习的动态发展，必须认真对待。

我试图以*简单的形式对位置、信号、联合及其对社会契约的进化的影响给予*基本的分析。技术分析还是留作杂志文章之用吧。本书适于对社会结构的进化的自然主义理论感兴趣的任何读者。

猎鹿博弈是经典博弈模型之一，源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故事。卢梭对比了猎兔与猎鹿行为，猎兔不需要合作，风险较低，但回报同样较小；猎鹿则要求*程度的合作，但回报也大得多。理性人一方面考虑风险，另一方面考虑互利。能否成功求解上述问题取决于合作与社会结构的共同进化。本书探讨影响社会结构与集体行动的多个因素，揭示人际互动和社会合作的演化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