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西出发的区域社会史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行龙·

一、“碎化”或“碎片化”

无论从西文中转译过来的“碎化”与“碎片化”的表述确切与否，“碎”字在汉语中的一般理解就是破碎、粉碎；另一个意思是琐碎、细碎。碎片则是散乱一片，“一地鸡毛”。笔者接受社会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而“碎片化”则是研究者需要力戒和摒弃的，这是因为只有碎片一地，却没有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陈旭麓语）的东西，只能是碎片越来越多，景象越来越乱。反之，如果有了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物”的东西把一地的“碎片”再串通提起，这样的“碎片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说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批评其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社会史首先建立在对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史学以实证为重，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为“事件的历史”。在中国，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的同时，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那实际是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又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树立起旗帜，这个旗帜的核心就是代表着新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史”。勒高夫在谈到伏尔泰等“新史学的祖先”时明确指出：“这里所要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①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除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推动外，史学界本身的自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被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罩，以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为主导的史学，不仅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和真实，而且使研究越来越苍白干瘪，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成为复兴社会史研究的最强音。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均被纳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柳暗花明又一村，具有新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盘”的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杂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碎化”现象，实际上就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学术现象，西方社会史研究亦复如此。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