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第二版)

引言 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修辞策略

解读亚里士多德“讲稿”遇到的挑战

亚里士多德与历史语境的关联

理论研究给法治带来的危害

古典的共和主义对现代的共和主义

现实中的立法缺陷

哲人的超公民美德

第一章 政治的特殊性和至高性[卷一]

亚里士多德的论辩过程

方法的转变

城邦的自然性

财产问题

奴役的自然基础

批判希腊合法的奴役

自然的获取技艺与非自然的获取技艺

家庭中的政治和君主统治技艺

回顾与前瞻

第二章 历史上最好的政体[卷二]

批判柏拉图

批判法勒亚

批判希朴达摩

最受尊崇的希腊政体

非洲政治生活的高峰

梭伦的雅典民主政体

第三章 政体间的正义争论[卷三]

关于公民的争论

共同利益的标准

政体有多重要？

好人对好公民

有德之人共和城邦的不切实际

人的政治本性问题

关于分配正义的争论

民主政体的理由

政治哲学走上前台

绝对君主制是最好的政体？

再次突然过渡

第四章 改良现实中的政体[卷四至卷六]

政体分类的新方法

一场有意义的失败实验

各种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

指导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中政治家的基本原则

现实中的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和僭主政体

最好且可行的共和政体

三种组织功能

共和政体的毁灭与保全

君主政体的毁灭与保全

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的反思

第五章 绝对最好的共和城邦[卷七至卷八]

最值得选择的生活

最好共和城邦的前提条件

政体的本题

教育

参考文献

人名索引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教诲（第二版）》：

 在简短但重要的第十二章的开头，亚里士多德最终回到他当初讨论家庭时列下的议题。但令人吃惊的是，他讲话的口气如同中间没有插入任何东西，忽视了已经改变“家务管理技艺只有三个要素”这个事实：对奴隶的统治、对妻子的统治和对子女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忽视了前面一章及其对现实需要的妥协，家长很有必要关心赚钱的技艺（当然最好是借助农艺）。

 亚里士多德说，“专制的技艺”在“前面已经讨论”——言下之意这个话题已经完成。但这证明是个很大的误导；在下一章，我们将碰到另一个关于奴役的伦理大问题，迫使我们继续纠缠这个话题。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要故意欺骗？原来，他是想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多么希望这个话题终结，奴役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依然挥之不去：事实上，它在整部作品中阴魂不散。

 但是，亚里士多德在第十二章开始之时，就像是已清理了那些次要的问题，终于准备好了对付家务管理中真正重要的人的问题。读者可能也期待和希望他详实地讨论婚姻和养育子女的技艺，以培育德性，为德性立法。但这样的希望落空了。无疑，亚里士多德的确提供了一些思想，引起读者反思自己对妻子和子女的统治。不过，他选择的特定措辞令人生疑：他是严肃地就事论事，讨论家庭中的关系，还是反对用它们作为一种方式，来阐明政治统治性质的更复杂维度？但是，正如他对奴役的讨论，亚里士多德的确编织了庞大的表象，对于传统希腊人的父权制家庭这一基本制度和实践，提供了明显的强大支持。

 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宣布，对妻子和子女的统治是对自由人的统治，而对奴隶的统治是专制统治。他补充道，更确切地说，父亲利用君主的技艺来统治子女，对妻子（们？）的统治则采用政治／共和的技艺。①但是，随着亚里士多德的继续阐释，出现了更深的矛盾，最令人不安的是与君主的统治相对的政治或共和的统治这个概念。

 将对子女的统治比作“君主的统治”，初看之下不无道理：犹如“年长的、成年的人”指挥“年幼的、未成年的人”（1259b3-4）。但是，当亚里士多德转向对妻子的统治，讨论她作为妻子受统治的基础时，一大潜在的困难就出现了：亚里士多德避而不谈妻子的母亲身份，妻子因此某种程度上对于子女也有合法的统治权力（像王后一样）。亚里士多德说，妻子（不是他君主权威的子民）在政治上受丈夫统治，原因是“男人自然更有能力当领导”（1259b2）。妻子是能够做领导的，她不像子女，因此不适合像君主的子民那样被对待；但男人仍然占据了领导地位，因为他更大的领导才能——“除非”，亚里士多德简短地补充了一句，“他们的结合违背自然”。以这种方式，亚里士多德承认，有些夫妻关系中，妻子事实上比丈夫更具领导才能。显然，夫妻间统治这一隐含问题越发凸显，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接下来要谈的话题。

 亚里士多德突然扩大了他的讨论范围，将丈夫对妻子的统治置于对一般的“政治”统治令人困惑的性质的反思中来看。“在大多数的政治／共和统治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轮流坐庄，因为这种形式的统治希望人人平等参与，没有任何等级差别”；但是，亚里士多德补充说，这样的统治同时“追求”对立的一面。因为政治统治在“希望是”平等的各方之间设定了“统治与被统治”的等级（1259b4-8）。尴尬的结果是，政治统治不得不通过“外表、言语和礼仪”来人为地、习惯性地强加一种戏剧性的不平等地位。政治或共和的统治与被统治，正如大家都看到的，充满了自相矛盾。关键是，统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指挥，而被统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服从；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在几行后说的，他们的区别“在于形式”，而不是“多少”（1259b36-38）。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无论是严格的平等还是相对的平等。在此，亚里士多德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他的对手要追随苏格拉底，坚持认为一切统治从根本上而言都是君主的统治——即便统治者轮流坐庄：苏格拉底们认为，所轮换的权力本质是一种王权（对观1252a14-16）。苏格拉底们补充说，君主权力的轮换，应该“按照科学原理”来进行；换言之，真正高明的君主统治的轮换会在所有精通统治技艺和学问的公民中产生。[64]这指向了一个贵族政体；在贵族政体中，有资格轮流做统治的，会限制在一小撮完全够格的人的范围的。很快，在第二卷中，当他开始直接批判柏拉图时，我们将听到亚里士多德说，他同意这个基本观点，尽管或因为“轮流的平等拯救了城邦”，但是“显然，如果可能的话，一直由同样的人来统治会更好”（1261a30-31，38-39）。但在当前的语境中，亚里士多德暗示，在几乎所有现实的共和统治中，轮流统治下的那些热爱平等的公民都意识到，他们多少都缺乏必要的资格：他们流露出这种意识，表现在他们觉得有必要在临时统治期间，把统治地位装饰得冠冕堂皇，为了做到这点，就得采取种种手段．这些手段在贤良看来，有点荒谬可笑——正如亚里士多德借阿玛西斯的脚盆故事揭示的那样。（对观托马斯：“一个脚盆，如果刻上独特的铭文，再配上两件神器，看起来就与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无异。”）

 ……

亚里士多德极力想教导我们的政治哲学内容，与其高超的教学形式密不可分，在整个教学活动中，他都极力拉我们参与。亚里士多德身体力行地将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有机结合，为政治哲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告诉他们在讲演和写作中应该如何传达教诲。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亚里士多德布置在表面上的烟幕，成为他的对话伙伴，耐心而顽强地去解谜，那么，我们将走向一条远离怀疑论之路。这条路通向一种理解政治本性的澄澈知识；这种政治受到渴望德性的影响。那种知识尽管表面上很滑稽，但对人类生活有着极其严肃的意义。

本书是关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年解读。亚里士多德极力想要教给我们的政治哲学内容与其高超的教学活动形式密不可分，他身体力行地为政治哲人提供了榜样，告诉他们在讲演与写作中应该如何传达教诲。换言之，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实践活动的公开研究是具有高度自觉意识的政治实践形式，是高度自觉地干预政治生活。亚里士多德以足资典范的审慎方式接近潜在学生并与之对话，因为他知道这些学生能力各异，需求各异，身处各种对立冲突的政体语境，他以其审慎教导我们认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现代学人大都没有理解《政治学》中这一条曲折的教育之路，没有认识到哲人亚里士多德心理上微妙而多层、语言上诙谐而严肃、伦理上富于公民责任感的教育沟通方式，也没有对此教育沟通方式进行回应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