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与生活:中国当代书法批评的另类视角

书法和苏州人日常生活的相关性

（代序）

逢成华

书法展览首日人山人海，次日即门可罗雀；书法作品数量远超历朝历代，而且可以定时定量定点生产；书法家给钱就能进行创作，几乎不要灵感和激情；书法工作室等同于生产车间，或是沿街小店铺；书法创作成了专业课程，还能授予各种证书；书法作品辛辛苦苦创作出来，还要花钱请人欣赏；书法批评以表扬居多，偶尔说几句实话也多浮在技法层面；书法被定性为纯粹的视觉艺术，或是线条造型艺术，文字内容无关紧要，甚至可以不写汉字；书法惠民形式单一，春节总是写对联，三八总是妇女展；书法雅集要么有钱才去，要么人情难却；书法大师年纪不分大小，职业无论工种；书法文化产业方兴未艾，“钱途”一片大好……

上列中国书坛之怪现象，不搞书法的人可能也曾耳闻目睹，搞书法的人可能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是的，当代中国书法问题多多，多到谁都可以对它进行指责。但问题是，怎样的书法艺术批评才能避免隔靴搔痒的老毛病？不管是遵循“请循其本”的古训，还是保持“解铃还须系铃人”的理性立场，批评者都必须聚焦一个问题：书法现代病的成因。我以为，从宏观方面讲是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往微观方面看则是书法和生活的新型关系，*终导致书法患上了严重的现代病。

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出现了三大显著的变化：生活技术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影像化。生活技术化导致人被技术所控，成为高效率、高度理性的社会组织中的一员，缺少个人色彩。经济市场化奉行商品原则和消费策略，导致功利思想一路走红；文化影像化消弭真实和拟像之间的界限，让世界走向形式主义泥潭。以上三者共谋，*终导致人、艺术和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变得保守、扁平，缺少个体生命该有的饱满和丰富；创作成为生产，艺术成为商品，变得重复、单一且俗套；日常生活则显得贫瘠、单调且粗鄙，如同不时而至的雾霾，进一步压抑了个体生命自由呼吸与创造的欲望。在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书法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书法艺术逐步脱离了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从古人生活中的必不可少变成今人生活中的可有可无；书法与生活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从过去的全面、共生、和谐逐渐地向片面、互害、不和谐过渡。

当代书法艺术如何与日常生活进行良性互动？从2013 年到2017 年，海内外118 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先后走进苏州大学中国传统文化工作坊，紧扣“书法与生活的相关性”主题，每周一场讲座，并大致从“书法与古人的日常生活”、“书法与今人的日常生活”、“书法与商业的关系”、“书法与文人的关系”四个方面，试图去解答这一敏感而棘手但却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书法与古人的日常生活

在讲座中，专家们多次提及书法与古人日常生活的亲密关系，认为中国古人在处理生活和书法的关系方面极富智慧，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专家们聚焦于书写姿势、书写工具、书写内容、书写形式以及字体、书体、书法技法、书法风格等与古代社会日常生活的联动关系，从不同侧面告诉我们：书法艺术起源于日常生活，发展于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不仅是书法笔墨技巧的土壤，同样也是书法思想情感的温床。

在谈到书写姿势的演变问题时，张朋川先生指出，中国书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多次重要的变化，影响书法风格的变化有很多的因素，包括因房屋建筑的方式影响人们的坐姿变化，以及书写用到的毛笔与竹简等，这些导致书写姿势产生了相应改变，进而对中国书风的改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刘涛先生则从后人临摹名迹的角度，指出今天不少人临摹《兰亭序》用的是五指执笔法，悬腕悬肘运笔，甚至还用羊毫、生宣，其实并没有得法。刘涛先生提出今天我们学习古代书法，一定要还原古人的书写姿势，追踪古人的手势动作，学书就是要“以书迹之形追寻古人的手势动作”，“从有形追无形”。

华人德先生在谈及汉代书法与东汉碑刻关系的时候，通过对碑、墓志、摩崖、石阙、石经、画像石、封门塞石、黄肠石、石人石兽、地券墓券等中国早期碑刻的各种形制，分门别类地进行定名与功能分析，详细考察这些碑刻形制上面的文字书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在涉及汉代隶书的不同形式、书体分类以及书风演变等问题时，华人德先生从微观的角度去剖析汉代书法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密切关系，甚至从书刻的具体方法乃至书刻者的当时心态去条分缕析，认为东汉碑刻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如此灿烂，得益于汉代统治者崇尚名节，提倡孝道，崇仰儒学，私学兴盛，门生故吏集团化，社会流行树碑立传，慎终追远的厚葬风气。

宁方勇先生的讲座《书法与石刻》则主要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书法艺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是同步发展、共生共荣的，无意间与华人德先生的讲座形成了互动关系。

祁小春先生通过分析王羲之书法“媚”的形成原因，来探讨书法与东晋社会审美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祁小春先生认为艺术的审美意识和风格取向来源于艺术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环境，东晋尚“媚”书风的形成，是社会风气、人文思潮、宗教信仰、个人气质合力作用的结果。

陈道义先生在谈及书法与篆刻的关系时也强调，无论是起源还是用途，书法都与古代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几乎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沈建东先生在讲到民俗节日里的书法名篇时指出，书法与民俗的关系千丝万缕，书法因民俗而多彩，民俗因书法而雅致。她特别提到王羲之之所以能够创作“天下*行书”《兰亭序》，这和中国传统的民俗节日“上巳节”相关。苏轼创作的“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也缘于清明禁火的寒食习俗。

意大利的毕罗先生在《书法与唐代的行政》讲座中，当论及书法与士人关系时，他还引用《述书赋》中重要的一段话：“虽六艺之末节曰书，而四民之首曰士；书资士以为用，士假书而有始”，用来说明在唐代的文化环境下，书写不但是个人抒情表现的“文学的艺术”，通常称之为“小道”，同时书写的精美更是文人素质的基本条件，可以作为“有文德之人”具有道德修养的主要象征之一。

徐世平先生通过古人在书信中十分注重的“平”和“阙”，来告诉我们日常书写是如何转化为艺术创作的：“古人写信提到对方时要另起一行或空一二格再写，表示对对方极大的尊重。遇到对方如果不空两格会被认为是无礼的。‘平’和‘阙’造就了信札所特有的文字布局，句子长短不一，在整体节奏和空间疏密上有着无穷的变化。平阙对书法的空间布白有着决定性作用，起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书法艺术，但是却无意成就了信札的章法之美。书法与它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也是极为独特的再创造。” 

以上专家的讲座，让我们对于古代书法的艺术创作与日常书写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即古人既认同灵感与创作对于书法艺术的重要性，也不否定书法作为实用书写工具的生活意义；古人一般不用艺术创作的独特性取代日常书写的多样性、丰富性、变化性；古人并不刻意区分书法创作是艺术化的书写，日常书写是生活化的书写。相反，在古人那里，日常书写与艺术书写二者之间往往是一念之差。正是因为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实用性的书写才不时反转为艺术书写，才在有意和无意之间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书法经典作品。

二、书法与今人的日常生活

今天，书法不再是日常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它有没有理由就此退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专家们分别从“书法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书法对于个体人生的指导意义”“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等四个方面，细致地探讨了书法艺术回到日常生活的各种可能性以及回归的具体路径与操行方法，为中国书法在当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路与设想。

苏成海在《书法与医疗养生》中系统论述了书法在养生方面的独特功效。在唐代就被称为“特健药”的书法，因为动静结合，刚柔相济，虚实相通，今天依然同打太极、练气功一样，可以融汇全身气血，调和身体机能，锻炼关节肌肉，平衡神经系统，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预防疾病，延缓衰老，是“有病疗疾，无病养生”的医药良方。

赵锟在谈到书法与情感表达关系时告诉我们，书法在每个时代里都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即：情感的抒发，在星河的转换中传达出多少人内心的喜悦或是惆怅。今天，我们有些欲语还休的、有些难以启齿的、有些无人可诉的情愫，如果可以通过书法浸润在笔尖，则会比泛滥的微信表情包显得优雅而深沉许多。

结合自己的教学体会，周斌在《书法与国际文化交流》讲座时特别强调，中国书法是一种身心合一的体验型文化，这使得书法练习的过程对于让世界人民理解中国文化是有帮助的。周斌先生经常在联合国等各种机构讲学，通过在西方高层包括联合国官员、高等院校、各国政界中传播中国书法，极大地推进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实现花小力气办大事的效果。这些官员在潜移默化的文化交流中，回到本国成为在其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大使。

钦瑞兴先生通过《书法与大阳山的文化旅游》告诉我们，画龙点睛的书法文字题刻，在景观开发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赋予大自然生命和灵气，使静态的景物被赋予了动态的情趣和灵性，大大丰满了苏州西部大阳山景点的文化意蕴，丰富了大阳山旅游的思想内容，开拓了大阳山旅游的新境界，从而提升游人的审美情趣。

曹林娣的《书法与苏州园林》分析了苏州园林甲天下的真正原因：苏州园林将书法的个性特征与园林的意境合二为一，真乃生花妙笔，浑然天成之境，是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门类结合的*完美的典范。书艺与园艺互相依存、互渗互融。园林借书法以题辞，辞出而景生。题辞乃书法美的迹化，彼此如胶似漆，不分轩轾。

王伟林先生在谈到苏州历史文化名城成因的时候，也指出了书法在其中的巨大贡献：“两千五百年的文化积淀在苏州熠熠生辉。影响着中国书法史的吴门书派著名书法家是苏州的财富，书法艺术深深地影响着苏州人的生活，装点着苏州这座城市。苏州文化也因书法、篆刻的渲染而更显深沉与厚重。总之，书法在生活中不断地彰显着自己的文化底蕴，在实践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苏州人，至今仍是苏州城市的一张靓丽的明信片。” 

当论及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时，邵秉仁先生指出：很多人往往忽视了书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综合体，学习书法更重要的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正如《左传》中所说：“毛之不存，皮将焉附”。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内涵，书法本身将失去其独有的魅力，苍白一片；如果没有书法对传统文化的记载，那么传统文化也将失去其独特的载体。

关于书法对于人生的指导意义，今年95 岁高龄的书法家李鹤云先生站在讲台上，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他的一生就是书法的一生，在他人生的每个重要阶段，他曾经单纯喜欢的书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书法让他人生的许多偶然变为了必然。王忠良在谈到书法与翁同龢的文化人生时也指出，因为书法，“翁同龢的一生，具有多重身份，是光辉的一生，也是文艺的一生。” 

王建良、杨文涛、赵杏根、张建初、刘新惠以及邵楠、陆家衡、周维虎、于明诠、钱建中、冯一、大痴等专家的讲座，则通过揭示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探讨书法与人生以及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阐明书法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核心，它还是中国传统文化鲜活可感的样本。如果了解书法文化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就不至于无从入手，我们的生活更不会迷失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学者吴继恒先生、香港大学陈岸峰先生的讲座聚焦于书法与港台人日常生活的关系。听了他们两位先生的讲座，我们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仍在大陆和港台民众的血脉里流淌，是我们共同的命根和精神家园。

毛秋瑾、张平、朱斌生、欧阳志刚、王伟明、张士东、潘振元、王卫峰、周联一、姬长明、刘锋杰、朱志荣、刘泽安、陶先刚、韩忠浩、陆庆、郦方、周新月、孙玉林、吴继霞等专家的讲座，侧重研究了书法与其他学科、其他艺术门类如篆刻、诗词、绘画（包括西方绘画）、评弹之间的和谐、共振关系。例如，在谈及书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上，费之雄《书法与家庭教育》、汪鸣峰《书法与师承教育》以及谢剑雄《书法与中小学教育》无一例外地聚焦教育的体制问题。他们指出，在学校应试教育几乎一统天下的今天，从古延续至今的书法家庭教育、书法师承教育和书法艺术教育变得异常重要，因为父子之间、师徒之间的私人教育以及身心合一的书法艺术教育可以弥补公共教育和应试教育的诸多不足。不得不说，这些讲座选题的角度都十分独特，提出的观点亦十分新颖，不仅对研究书法艺术自身问题有益，对研究其他艺术门类乃至对其他学科都具有极大地启发和帮助作用。

书法与修身、书法与文字学、书法与活法、书法与《大唐西域记》、书法与生活之道、书法与中国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书法与大学校长、书法与太极拳、书法与修身、书法与《劝善书》、书法与公务员的形象塑造……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能一一叙述每一场讲座的具体内容。听了专家们的讲座，我们有理由相信，书法实用的天地极其广阔，书法虽然退出了日常实用书写工具的领域，但在今天的社会仍然大有作为，书法艺术还可以回到生活，回到精神生活的坦途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生活还是书法诗性*为理想的栖居地。

三、书法与商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