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

侯卫东，考古学博士，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贺俊，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参与编纂《二里头考古六十年》。杜金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商城考古队队长、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等。 

由著名考古学家杜金鹏领衔、夏商考古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联合撰写的《寻夏记》，是一本兼具学术性和科普性的佳作。阅读本书，不仅可以了解到夏文化探索的前世今生和二里头考古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还可以深入感受“最早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图景。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工作队原队长）

楔子从“最早中国”谈起

第一章老祖宗的古史观

司马迁的上古史体系

最早中国本姓夏—

第二章传说时代的夏王朝

大禹和夏启

十三世与十六王

“移动”的都邑

第三章为何要寻“夏”

疑古与古史辨

中国考古学的勃兴

第四章二里头遗址考古简史

骑着毛驴寻“夏墟”

天帝的玩笑

四任队长苦求索

第五章揭开神秘面纱

遗址的模样

命名是个大问题

母体与子体

第六章二里头文化的生命史

成长的阶段性

芳龄几何？

第七章从多元迈向一体

满天星斗话史前

二里头青铜王都掠影

第八章万事俱尚“中”

择天下之中立都

王都中央建王宫

中轴对称之美

第九章夏人的鬼神观念

博物馆里看夏都

余论何以最中国

参考资料

后记

2016年11月6日下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了一场以“最中国：陶寺与二里头”为题的辩论式讲座。参与论辩的是两位大咖级考古学家——何努与许宏。这两位学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且皆是“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的顶梁柱，分别长期主持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

在“最早中国”的问题上，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具有王都气象，以其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处在中国历史从“无中心的多元”向“有中心的多元”转变的关键节点上，且不少制度具有开创性意义，因此首倡“二里头是最早中国说”。而何努（笔名何驽）则认为，判断最早中国的标准应当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上述观念最早出现于陶寺遗址及以其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中，故而持“陶寺为最早中国说”。

截然不同的观点、辩者之间的见招拆招、主持人的“煽风点火”现场观众饱满的热情，使得本场讲座异常精彩，甚至“火药味”十足，让听众大呼过瘾。

可以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这次学术活动，是近10余年来“最早中国”问题的一个典型缩影。而这还得从2009年出版的一本名为《最早的中国》的小众畅销书说起，该书的作者就是上文提到的许宏。在书中，许宏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最早中国”这一命题，随后受到学界的持续热议。

稍加梳理即可发现，目前已发表有几十篇以“最早中国”为主题或涉及这一问题的论文，相关著作也有多部，由此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认识。

参与讨论的学者中，既有善于“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考古学家（除上文提及的许宏、何努之外，杜金鹏、张国硕、韩建业、徐良高、李新伟、孙庆伟、施劲松等著名学者也相继就这一问题发表高见），又有长于三古（考古、古文字、古文献）的史学大家（如李零），甚至还有沉迷思辨的哲学家（如赵汀阳）。至于在具体的观点上，则出现了“西周最早中国说”“二里头最早中国说”“陶寺最早中国说”“庙底沟最早中国说”。

与此同时，这一问题也逐渐出圈，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最早的中国》的发行量目前已有2万册，并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在海外发行，而《何以中国》的发行量则达到了7万册。对于偏小众的考古学科而言，这是非常罕见的。

大量学者对“最早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及与之相关的著作的畅销，共同构成了一个兼具学术性和社会性的重要现象。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在这一时期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认为，至少包括以下三个大的方面。

首先，考古学是主要根据古代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研究当时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状况，并进而解析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探索其发展变化的背景、原因和规律的一门科学(王巍，2014）。因此，追溯事物的源头是考古学家的强项和偏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溯源的学科。因为结果固然重要，但缘起往往是最迷人的。具体而言，考古学者既可以研究一件小巧玲珑的玉器最早出现于何时何地，又可以探索一些极其宏大或抽象的问题，如人类、农业、国家、文明的起源。对“最早中国”问题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