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化简史

《四川文化简史》编委会由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吴显奎任主编，并邀请李殿元、屈小强、邓经武三位学者及其他长期从事巴蜀文化研究的专家担任主笔。

六、教化树人书香流芳

——源远流长的文化教育

（一）先秦至汉晋的私学

宋代的吕陶在《经史阁记》里讲：“自周道衰微，乡校废坏，历秦之暴，至汉景武间，典章风化，稍稍复讲。” 即是说，四川原是有学校教育的，只是因为秦并巴蜀并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学校教育才被废弃的。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路史·后纪五》说：“西陵氏曰儽（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因为她教民养蚕缫丝，所以被祀为神。

《庄子·外物篇》说：“苌弘死于蜀，（蜀人）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苌弘学识渊博，是周代的天象学大家。由他在蜀地的故事所产生的成语“碧血化珠”“碧血丹心”“苌弘化碧”说明蜀人敬重这位学问大师，这自然也证明蜀人早就有尊重知识、尊重文化人的风气。

《华阳国志·蜀志》说：“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传授农耕技术、督促农耕生产的杜宇和治理成都平原水患的开明被蜀人尊为望帝、丛帝，至今还存在的郫县望丛祠就是蜀地人民为纪念他们的教民功勋而建造的。

《汉书·艺文志》说：“《尸子》二十篇。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尸佼是商鞅变法时的重要助手，变法失败后，逃往蜀地，在这里生活了近10年，写下了重要的著作《尸子》。尸佼将他后期安身立命的落脚点选择为蜀地，说明战国时期的蜀地生存环境较好，文化气氛较浓，便于教书授业。

……

不可否认，以上的教育活动，只能命之为“私学”。私学冲破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私学作为另一种教育形式，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对巴蜀的征服，使这一地区包括文字、文化在内的教育转变为秦文化也就是中原文化的内容；不过，以私学为主要方式的教育活动仍然存在。

秦统治期间，在大量入蜀的移民当中，也有以私学讲授先秦华夏经典及文字的活动。官府有专门机构讲授法律，即所谓“吏师”制度，培养有关官吏。官私手工业生产作坊，则普遍以父子或师徒关系传承技艺。据《史记》记载，居住于成都的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他“以琴挑之”的秦移民卓文君居住于临邛，创立太初历的落下闳是巴郡阆中（今四川阆中）人，他们的读书学习都在文翁兴学之前。这样来看，即使没有后来的文翁兴学，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王褒、严遵这样的文人学者也是会涌现出来的。

汉武帝时虽宣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禁止私学。在两汉时期，蜀地的私学极为发达。而当官学深入到县、道、邑、侯、乡后，则与私学发生混合乃至结合，这对官学、私学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私学力量日益增强，至东汉末已到了压倒官学的地位。汉代太学生可以向校外的经学专家学习，经师大儒往往自立“精舍”“精庐”，开门授徒。学习经学是做官的唯一途径，经学极盛；无论官、私学，其经学大师的学庐大多门庭若市。

《华阳国志》卷十为《先贤志》，记载了当时蜀中的许多私学大师及浓郁的私家讲学气氛。例如：

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得百钱，则闭肆下帘，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扬雄少师之，称其德。……　　

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　　扬雄，字子云，成都人也。少贫，好道，家无担石之储、十金之费，而晏如也。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

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车骑将军王音，成帝叔舅也，召为门下史，荐待诏，上《甘泉》《羽猎赋》，迁侍郎，给事黄门。雄既升秘阁，以为：“辞赋可尚，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武帝读《大人赋》，飘飘然有凌云之志；不足以讽谏。”乃辍其业。以经莫大于《易》，故则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箴谏莫美于《虞箴》，故作《州箴》；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

总之，先秦至汉晋时的蜀地是全国私学教育发达地区之一，产生了许多领先全国的文化成果，时有“蜀学之盛冠天下” 之说。所谓“易学在蜀”“天数在蜀”“道教之源”“蜀学”等，都是对蜀地私学教育的肯定。

（二）文翁兴学及其影响

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末年，朝廷任命文翁为蜀郡太守。此后即发生了对推动巴蜀地区乃至全国的文化建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翁兴学”。

巴蜀在秦统一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迁入，地区文化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比起北方先进地区的文化来，还是落后。文翁当过郡县吏，为人仁爱，重视教育。他到成都后，深感蜀地虽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物产富饶，但文化不昌，“学校陵夷”，“有蛮夷风”（《汉书·文翁传》），决心从办教育入手，改变这一状况。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说：“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俊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这里说，文翁任蜀守后，大力办学，首先选择官员的子弟们入学，然后又派张叔等18位学生到京师长安去向博士学习“七经”，学成归来后担任蜀地学校的教职。这样，蜀地学校大兴，入学者甚多，使蜀地文化飞速发展，几年之间，读书学习的人竟可以与当时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相媲美。受蜀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巴郡、汉中郡也大力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汉朝廷对文翁在蜀地的举措予以东汉画像砖《传经讲学》（成都地区出土）拓片表彰，下令全国都向文翁学习，大办教育。所以说，地方办官学，是文翁在蜀地开了个好头。

《华阳国志·蜀志》说，文翁“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一作玉室，在城南”。“精舍”即校舍。文翁所办学校的“讲堂”是用石料建造，所以称为“石室”；“城南”即成都南门，是校址所在地。学校之所以要建成石室，是因为学校有藏书。古代为了防火，在藏书的地方往往以石料筑室。由于文翁石室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在文翁“石室”的成都旧址上建立学校，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的成都石室中学就是原文翁办学的旧址。这种在同一地址连续办学两千多年的情况，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汉书·文翁传》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为什么文翁兴学能在短短几年间就取得巨大成功，改变蜀地文化教育落后的局面呢？根据相关记载，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以发展经济为首要任务，支撑起教育事业。《华阳国志·蜀志》说，文翁上任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穿湔江口，溉灌郸、繁田千七百顷”。汉初，蜀中初定，由于秦末汉初战乱的破坏，加之汉初几任蜀守均平庸无作为，致使经济疲敝而社会动荡。文翁遂率领百姓在一百年前李冰治水成果的基础上，于今都江堰市东门外分湔江水东北流而过蒲阳镇（此谓“穿湔江口”），转而东南入彭州地界，至丽春乡境与青白江会合，使彭州及新繁（在今成都市新都区，汉时称繁县）过去未能受益的地区，亦可享受都江堰之利而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文翁所做的这件事，其实不仅仅在于多灌溉农田1700顷，更重要的是表明了朝廷在蜀中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决心与措施的落实。经过几年的治理，蜀郡面貌焕然一新，史称“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文翁正是以此为支撑而大办学校、大兴教育。

其二，官府紧缩开支，财政全力支持办学、兴教。文翁在蜀地经济与社会秩序开始好转之际，即因势利导，在社会上兴起办学之风。他在成都大城南“立文学精舍、讲堂，作石室”，从财政上划出专项资金，成立起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办学校。用石料砌盖讲室，说明文翁当时已有意识地于学校集书、藏书，从而开创了古代中国在地方学校（包括官办学校与民间书院）设图书馆的优良传统。

为了加快培养步伐，开阔学生眼界，文翁派出18位学生去长安学习儒家经典，向吏师学习律令。财政经费不够，文翁便节省少府（郡掌财物之府）开支以资路费、学费；又用节约下来的部分资金置备蜀地特产，如有环“金马书刀”（作马形于刀环内，以金镂之）及细密的蜀布，委托去朝廷汇报工作的官员带进京，嘱咐他们认真教授这批蜀中弟子。有了地方财政的支持，无论是去京师学习的，还是留在成都石室就读的学生，都可以后顾无忧了。

东汉错金书刀（成都天回镇出土。选自《巴蜀文化图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由于文翁办学效果好，数年后，青少年们都“争欲为学官弟子，富子至出钱以求之”，说明当时学校是免费读书的（所以富人为了进入学堂而主动提出缴钱入学）。学校不仅为学生免支学费，而且还替他们免除徭役（汉制男丁每年要服一定时间的徭役）。这后一项，亦表明官府重视教育，舍得出大力气，花大价钱。因为免去一部分人的徭役，则势必会增加财政负担。但文翁主持的蜀郡官府却知难而上，将这一部分负担予以了自行消化。当然，这也说明当时蜀郡官府财政还是有实力的。

其三，以择优录取为原则招收学生，严进严出，又择优分配。文翁招收学生的原则十分严格。他第一次选拔入京学习的张叔等18位学生，都是“开敏有材”的“隽士”，即在道德、学问基础与身体条件诸方面都算的青年。他还亲自对他们进行一番学前教育后，才送出去深造。在成都本地就读者，文翁重在德、智、体的考察而不问出身贵贱。虽然有钱人子弟“出钱以求之”，却还是以此为底线，大致没有降低标准。为了能使更多的合格人才进入学官读书，文翁又将选拔的视野扩大到郡属所有县份，但基本原则仍旧是“开敏有材”。学生学成毕业后，官府则视成绩高下予以录用。《汉书·文翁传》说，“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即成绩的可选任郡县官吏，比较好的去教民德行和务农；至于差者如何安排，史籍未载，应该是不予录用。

其四，大力引进中原先进教材，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巩固知识，增长才干。由于秦代实行文化禁锢政策，而汉初数十年蜀郡又“学校陵夷”，广大百姓是广大青年对中原先进文化接触不多。文翁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在张叔等18人入京学成归来后，即让他们登上讲台，向学生教授儒家经典、法令及汉语言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在成都北郊发现的汉代画像砖中，有一幅表现课堂教学的图像（现存四川省博物院）。画面上有个长方形讲台，一位教师端坐台前讲学。台下三方分别跽坐着六个手执竹简的学员，其中一人的腰上还挂着用来修改竹简错字的书刀。 这大概是学员们在作老师口授课文的笔录。此幅石刻出土时，有人命名为《石室讲经图》，有的则以为是《文翁传经图》，但不论名称怎样，它反映的是文翁兴学时期，文翁石室的学生学习中原儒家原典与语言文字知识的场景，却是没有问题的。

文翁办学，不仅重视对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授与引进，而且强调在实践中的应用。文翁在处理政务时，常选拔一些学生来旁听，有时还让他们见习一下。在下县、乡视察时，文翁还常带一些功课好、德行好的学员同行，让他们自由出入各级衙门传达政令。文翁采用这种方法，使学员们能及时接触基层，接触社会，接触对政务的处理，从而能学以致用，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开始积蓄工作经验。从这样的学堂毕业的学生，其实大多具备了应对实际工作的本领，一旦走出校门，即能派上用场。

文翁兴学的意义深远，影响巨大。一是文翁兴学在巴蜀地区掀起一股空前的办学热、求学热，使兴办教育不仅成为一种时尚，而且形成优良传统，薪火相接，代代相传；二是文翁兴学促进了巴蜀地区文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使这一地区（以成都为中心）逐渐形成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中心；三是文翁兴学将中原先进文化引进巴蜀地区，促成了巴蜀民风的转变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稳定。从此，巴蜀社会逐渐融入全国先进的主流文化 （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中，有利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的壮大和发展。即是说，文翁兴学奠定了此后巴蜀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科学技术诸方面在全国长达1400余年（汉初至宋末）先进地位的坚实基石。

为四川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构成复杂的大省编制一部文化简史，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浩大工程。本书为四川文史研究、民俗研究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所著，文字雅致考究。在框架设置、史料选择方面，编者下了很大功夫，各章节内容也都比较充实，知识涵盖quan面、准确，能满足中级以上文化素养的读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