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启蒙:《呐喊》《彷徨》新解

引论

第一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论《呐喊》《彷徨》的本体意义

第二章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锐利武器

——论《呐喊》《彷徨》的意识本质

第三章两种观念意识进行对话的基本艺术方式

——论《呐喊》《彷徨》的创作方法

第四章变动着的观念与变动着的艺术——论《呐喊》《彷徨》的艺术特征

后记

丛书后记

《呐喊》和《彷徨》的研究在整个鲁迅研究和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都是最有成绩的，从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吴虞的《吃人与礼教》一文以来，在迄今为止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外鲁迅研究学者和其他各界人士发表了难以数计的文章，出版了大量论著，对《呐喊》和《彷徨》以及其中诸篇小说做了多侧面的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但如何在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与作品的客观社会效果，在思想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内在联系中对《呐喊》和《彷徨》的独立特征做一以贯之的有系统、有整体感的统一把握，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完满解决的课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和《彷徨》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标志着《呐喊》和《彷徨》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呐喊》和《彷徨》研究在整体研究中取得的最高成果。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开掘了此前所未曾或较少开掘的思想意义，论证了《呐喊》和《彷徨》与中国民主主义政治革命斗争的内在有机联系，在较前远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下衡定了《呐喊》和《彷徨》的思想艺术价值，在迄今为止的三十余年间，实际规定着我们对《呐喊》和《彷徨》的主要研究方向。但当这个研究系统帮助我们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观察和分析了《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之后，也逐渐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人们越来越多地发现，它与鲁迅的小说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由于这个偏离角的存在，它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结构图式与我们在原作中实际看到的相比，在构架上发生了变形，在比重上有了变化。例如，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在无形中被降到了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并且常常被认为是鲁迅较多地看到人民的弱点的例证，作为鲁迅当时思想局限性之所在。与此同时，在对阿Q革命的分析中，其积极意义得到了片面的夸大，其消极意义只剩下了轻描淡写的几笔附赘之词。很显然，这与鲁迅原作的艺术构成在整体面貌上有了很大不同。这个偏离角产生的根源在于，这个研究系统是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民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政治动向为纲来分析《呐喊》和《彷徨》关于农民阶级的艺术描写的，这样，便只能在农民阶级革命性的首要前提下表现农民阶级所存在着的某些次要的、非主流的思想弱点，舍此则无法说明《呐喊》和《彷徨》的杰出思想意义。由于这个研究系统所描摹出来的《呐喊》和《彷徨》的思想内容的图式是一个变了形的思想图式，所以势必与鲁迅前期的实际思想产生不谐和性，有些地方甚至于彼此抵牾。例如，在鲁迅前期思想研究中普遍承认的鲁迅的个性主义思想倾向，在鲁迅小说的研究中却做出了相反的说明，人们不但没有发现其中对个性主义、对个性解放的肯定，反而发现了对它们的批判和否定，鲁迅关于知识分子描写的深刻性常常被人们铸定在这种批判和否定的意义上。我们还能看到，在三十年间的研究过程中，这个系统始终未曾在思想与艺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联系中把《呐喊》和《彷徨》的艺术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系统中，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彼此分离的二元……

本书中作者提出《呐喊》《彷徨》“首先是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断。从“政治革命的镜子”到“思想革命的镜子”，作者开创了一个全新的鲁迅研究视角和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