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

F.S.菲茨杰拉德（1896—1940），20世纪美国百大杰出作家之一。1920年凭借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举成名。1925年出版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奠定了他在美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他用富有诗意的语言，全面、生动地描绘出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生活，并将这段时期命名为“爵士时代”。他也因此被称为“爵士时代”的发言人和“桂冠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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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年少、稚嫩的年龄时，我父亲便给了我一个忠告，它至今还萦绕在我的脑际。　　“每当你觉得想要批评什么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切要记，这个世界上的人并非都具备你禀有的条件。”　　他没有再说什么。可是我们父子之间常有一种一点就透的默契，我心里明白父亲的话里有更多的含义。从此，我总是倾向于对人对事不妄做评断，我的这一习惯致使许多关闭的心灵向我敞开，也使我成了不少牢骚满腹的人的牺牲品。当这一品行在一个正常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变态的头脑便会很快地察觉到这一点，并且依附于其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学院里我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政客，因为我暗中知道许多行为不检、来路不明的人的隐私和悲苦。这些心腹话大多都是它们自己找上门来的——当我通过某种准确无误的迹象意识到谁有贴己话要向我倾诉的时候，我总是在装着睡觉，或是心不在焉，或是装出一种冷漠和不屑一顾：因为青年人诉说其私密时，或者至少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在开场时总是窃用别人的话语，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吞吞吐吐。不妄加判断能给事情留下无限的余地。直到现在，我仍然有点害怕我会失去什么，假如我忘记了父亲不无骄傲地叮嘱和我不无骄傲地重复的话：人们的善恶感一生下来就有差异。　　在我这般地吹嘘了一通我的宽容精神之后，到头来还我得承认这种宽容是有它的限度的。人的品行有的好像建筑在坚硬的岩石上，有的好像建筑在泥沼里，不过超过一定的限度，我就不在乎它建在什么之上了。在我去年秋天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真想让世界上的人都穿上军装，在道德上都永远保持立正的姿势；我再也不想毫无顾忌地尽情地窥探人们的灵魂。只有盖茨比，以其名作为这本书的男主人公，不包括我在内的这一改变了的行为之列——盖茨比，此人体现了一切我分明蔑视的事物。不过，如果说人的品格是由一连串美好的行为举止组成的，那么，在盖茨比身上，倒也不乏有某种光彩，不乏有一种对生活展现出的种种憧憬的高度感应能力，宛如他身上接通了一架能测出万里之外发生的地震的精密机器。这种感应力与那毫无生气的易感性（它被冠之以“创造的品性”之后变得体面起来）毫无干系——它是一种与希望维系在一起的非凡品质，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感特质，这一天赋我在别人身上从来没有见到过，而且以后也不大可能见得到了。不——到最后证明盖茨比并没有错！倒是那一吞噬了盖茨比的力量，那一接踵在其梦想之后扬起的污垢飞尘，使我暂时放弃了我窥视人生的徒劳悲伤和短暂欢乐的兴趣。　　我家一连三代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里的有名的富贵人家。我们卡拉威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家族，据家谱记载我们还是布克里奇公爵的后裔。不过我这一脉的实际创始人则是我的伯祖父，他五十一岁时来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他雇了一个人去替他打仗，自己却做起了五金批发生意，这门生意我父亲一直从事至今。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这位伯祖父，不过家人以为我长得像他——特别的依据就是一直挂在我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颜色发了黄的伯祖父的画像。我1915年从纽黑文毕业，正好是我父亲从那里毕业后二十五年，稍后一些时候我便参加了那一酷似公元一世纪初条顿民族之大迁徙的世界大战。我是那么醉心于那场反击战，以至于回到美国以后我倒觉得无所适从。在我看来，中西部现在不再是世界繁荣的中心，倒像是这个世界上的边远的贫瘠之地——因此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做票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都在做票券生意，所以我想这门生意再多养活一个单身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我所有的姑舅叔婶们都商量了这件事，那慎重的态度就像是为我入学挑选学校一样，最后他们表情严肃而又略带迟疑地同意道：“啊，那就这样定了吧。”父亲答应资助我一年，几经耽搁之后，终于在我二十二岁的那年春天到了东部，我当时以为这次之后我就永久性地住下去了。　　来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寻找住房。那时正值温暖和煦的季节，我又是刚刚告别了有着宽阔的草地和葱绿林木的乡村，因此当我办公室里的一位年轻同事建议我们两人到近郊区租间房一起住时，我觉得这真是个好主意。他去租到了房子，一间久经风吹雨淋的木板平房，月租金八十美元，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公司派他去了华盛顿，结果我独自一人住在了那里。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逃走之前与我相伴了一些日子——一辆旧道奇牌轿车和一位芬兰籍的女用人，她为我整理床铺、做早饭，有时守着电炉子自言自语她那的谚语格言。　　这样寂寞地度过了一两日后，一天早晨，一个到此地比我还晚的男子在路上叫住了我。　　“嗨，到西卵镇怎么走？”他求助似地向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