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新闻业--文化视角与欧美经验/中国新闻学丛书

绪论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新闻理论

   新闻生产（news production）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是欧美新闻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社会学转向”后留给新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观念遗产。这一范式主张新闻研究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简而言之，就是将新闻业的日常生产实践置于流动的社会结构和动态的文化环境中考察，探讨影响新闻行业主流理念、程式和价值的诸种社会要素的交互机制，剖析新闻行业通过日常生产活动塑造知识、观念和文化生态的过程。

   在诞生初期，新闻生产研究主要是一种关注机构层面的、中观的理论视角。在方法论上，由塔克曼（Gaye Tuchman）、甘斯（Herbert Gans）等学者开创的“新闻室观察”传统影响深远，这种方法取道文化人类学，主张将新闻业的种种规范和惯例视为一种有明确边界的职业文化（professional culture），通过近距离的、参与式的研究，获得“内部”的一手资料，再借助外在于新闻业的社会分析框架对其加以理论化。此外，由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开创，并在其弟子安德森（C.W.Anderson）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知识社会学方法，也是新闻生产研究的一个有价值的路径。这种方法具有更加强烈的阐释学色彩，在研究设计上十分灵活。由于将“新闻”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概念和规范视为一种知识，因此他们在研究中主张综合利用各种档案的、经验的资料，去探索这些“知识”的权威性究竟是如何在新闻机构的日常运作和新闻从业者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整个新闻业又通过何种方式去维护这些“知识”的权威性，进而实现对于自身存在的各种社会条件的再生产。这两种方法论无所谓优劣，但它们所能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回答“是什么”，而后者所要探求的是“为什么”。

   互联网的崛起、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各类智能技术的应用，令全球新闻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进入数字化时代，这自然也对新闻生产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在探讨影响新闻机构日常运作和新闻业结构变迁的社会因素时，对技术因素的考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迫，在一些情况下，前沿传播技术（尤其是智能技术）对新闻业加以改造的力度甚至（至少是在表面上）超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合力。另一方面，在技术的中介作用下。新闻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与以社不同的特征，这导致了新闻生产在实践和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事实”作为新闻业的根基不断在大众认知中弱化，新闻业的公共文化属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闻职业和新闻从业者的概念边界变得日益模糊，社会各界对于新闻业的社会角色的理解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分裂，新闻日益指向观点的极化和价值的虚无，等等。

   简单来说，对于新闻生产理论的发展而言，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带来了两个无法回避的议题。

   第一，我们在新闻生产理论的发展和建构工作中，究竟应当赋予技术何种地位。传播思想领域一度盛行的“技术决定论”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进行新闻传播理论建构的一个“假想敌”，但如今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扩散模式，显然超越了我们基于历史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式。在数字新闻研究领域，技术达尔文主义逐渐抬头，越来越多的人摒弃“内容为王”的传统行业逻辑，开始拥抱“渠道为王”或“连接为王”的技术话语，这使得我们在对新闻生产进行理论化的时候，不得不将大量的思考聚焦于价值而非机制的层面：如果我们认可对技术达尔文主义的无条件拥抱会导致新闻行业、新闻职业和新闻教育的价值虚无倾向，认可新闻业运转的终极目标在于实现更大范围的社会民主，那么在数字时代一个最紧要的问题，就是努力避免新闻业沦为资本和权力统治工具。因此，对于数字新闻生产理论的建构必须以“价值重建”为首要路径，努力提升自身的规范性色彩——这是本项研究得以展开的观念前提。

   第二，主流新闻生产理论走过20世纪70～80年代媒介社会学“黄金时代”的辉煌，业已形成一种高度僵化的研究模式，这种模式在观念上默认诸种机构内外的社会因素的合力是塑造新闻内容和新闻业形态的决定性力量，在方法上则推崇多少带有一些文化中心主义色彩的准人类学方法（如新闻室观察）。在这一理论体系下，新闻实践被理解为一种符号或话语层面的社会建构，并在很大程度上忠实地反映着现实世界的权力关系。这种建构主义的理论化过程自然是对深受人本主义和美德伦理影响的传统新闻理论的反拨，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到来，我们却发现自己不得不日益面对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新闻生产理论长于解释“是什么”，却无法回答“怎么办”。在技术和社会因素配比相对均衡、稳定的20世纪后期，这种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对新闻业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做出解释；可伴随着数字化浪潮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对新闻业原有的结构进行冲击并不断制造出前所未有的新问题，这种理论立刻显现出它的虚弱之处。作为一个与特定行业和特定职业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联的学科，新闻学的发展不可能放弃它规范性的一面，而演变成一种纯粹的阐释学。如何在数字技术带来的行业危机的背景下，让新闻生产理论（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新闻理论）实现阐释性和规范性的协调发展，真正实现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一种理论体系的自足，是本项研究得以展开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