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以德 政者正也

引 言

第一篇德政

第二篇正道

第三篇政德

引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政治实践方面更是率先发展出多样的治理模式和理论样态。与其他文明系统比较，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是政治与伦理密不可分，不仅政制、政体、政策的合法性都要得到伦理的论证和支持，而且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往往说成是主要来自德性培养与道德教化。早期儒家与法家的持久争执并非是要不要“法”的问题，而是集中在“法”与“德”何者为先、“刑”与“礼”哪个更为有效等问题上。随着儒家在西汉王朝政治地位的上升，其政治观点与政治理想逐渐渗透到实际的政治结构之中，并在国家治理中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作为意识形态开始主导传统政治的运行。

在整个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政”与“道”、“治”与“德”始终纠缠在一起，作为政治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相辅相成。不理解“德政”“政道”“政德”，就不可能完全把握中国传统政治的内涵与外延。中西方学者把这种特殊的政治理论和治理体系概括为“贤能政治”或简称为“德治”，而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样的学术资源、政治传统，则成为当代政治学、伦理学、国学等领域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也是如何借鉴传统思想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关键所在。

理解这一特殊的政治生态如何在历史上得以形成并发挥作用，我们必须回到中华文明发展的“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式微，诸侯国争相称霸，或如《论语》中所记载的那样，“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而当时天下就处于所谓的“礼崩乐坏”大乱局。因此，如何终结无道的乱世，还天下以太平，成为周秦之际最为核心的时代问题，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也决定了后来中国历史的走向。

夏、商、周“三代”之治乱兴衰，是百家之学共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资源，也是当时各家各派都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往回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主张向前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儒家和法家关于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巨大分歧，致使两家学说呈现出极端对立的态势，“儒法之争”也是贯穿中国两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一条主线。

从齐桓公（？―公元前643）、晋文公（公元前697？―前628）称霸天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表明，“儒法之争”第一个回合的较量以法家的胜利告终。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问鼎中原”如同一场奉行丛林法则的野蛮游戏，各诸侯国都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生死存亡的军备竞赛当中，儒家的王道思想、仁政理念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并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依据法家理念的秦朝迅速统合六国，成立了强大的统一王朝，设立了全新的治国理政体系，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废除分封制，代之以郡县制等中央集权制度。虽然秦朝奠定了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然而，“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答天下”（《过秦论》）的强秦，并没有如时人所愿持续万代。相反，秦始皇之后，天下即陷入烽烟四起、群雄伐秦的结局，秦朝“二世而亡”，仅仅延续了不足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