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分析纲要（布尔迪厄作品）

一

二

三

四

五

译后记

《自我分析纲要（布尔迪厄作品）》：

法国大学过分沉浸在对知识场的文学迷恋中，并过分关注报纸的看法和认可，无法为研究者提供大西洋彼岸自主的和自足的大学场所保证的东西，这个大学场具有不同学科的专家的严密网络，既灵活又严格的科学交流形式，研究班，非正式研讨会，等等。这一整套连贯的特定制度能够提供足够的保障，以阻止人们去追求不纯洁的声誉和大学以外空间的虚假承认，并避开数不清的随笔作家的不适时的侵入，这些随笔作家，这些“涂鸦者”，如同19世纪人们评论蹩脚的画家时所说的，延续了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的过度抱负，依靠别人的劳动过着半抄袭的寄生生活。（如果我们本着完全现实的态度，我们可以承认，从长期来看，他们在曾从中汲取养分的研究成果的传播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但他们同时也掩盖了这些成果。他们靠这些成果获得了创新的表象，这种表象造成了他们的成功，特别是在国外的成功。）这就使我在把我的科学研究的总体风格与阿伦·西考莱尔这个美国研究者的总体风格进行对比时，没法不带点嫉妒地发现，一种既令人振奋又要求严格的科学环境在他那儿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我的研究与法国以及其他几个欧洲国家的高贵人文主义传统经常是有分歧的，而我与西考莱尔不仅对某些特别的对象比如教育系统有共同的兴趣，而且都意图创立一种唯物主义认识理论。

其实，我暗想，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大学场外部，但尤其在内部、在这个场的最不自主的区域，不断遇到这么多困难，是不是来自于这个事实，即这个团队力图以一个世纪前的涂尔干主义者的方式，并以类似的困难为代价，引入集体劳动的严格而朴素的逻辑与随之而来的风气。于是它变成了一个陌生的机制，对所有这些人产生了威胁并使他们感到忧虑，他们只能以一种半黑手党式的串通为代价，不自量力地过智识生活，因为这种串通能够提供迎合他们篡夺身份、侵吞文化资源、在文学或哲学写作上进行伪造的一种社会理由。实际上，我认为，我引起的大部分的消极或敌对反应既来自于我的谈话和作品的批判内容（当这种内容触及知识旨趣时，显然并非无效），也来自于我组建的团队的存在，尤其是它的特性——这一点，随着大学场相对于新闻场的自主性日趋减弱越来越明显。流言蜚语或报纸提到这个团队时，总是用政治收编（几年前《解放报》写我的一则短文恰好谈到了“阿尔巴尼亚”）或宗派联合的隐喻来描述它。若不是对此感到恐惧或愤怒，人们不认识也不理解的，是智识的和感情的强烈融合，这种融合是在不同程度上并以随时代而不同的方式，把团队成员集中起来，分享一种思想劳动的组织方式，这种方式与文学的（和相当巴黎化的）创造观念截然相反，因为文学的创造被看作是孤立的研究者的个人行为（这种观念使得知识上缺乏训练和装备不足的人喜欢单独劳动的痛苦、怀疑并往往还有失败和贫乏，胜过他们视之为一种集体事业的非个人化异化的东西）。

……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而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描述了他的童年经历和寄宿生活，20世纪50年代初他进入哲学场时的状况，他从哲学转向人种学和社会学的蜕变过程，以及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所从事的调查，最终对自身的知识筹划提出了社会学解释：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的社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