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六山六水”民族调查:二○一八年调查专辑

绪论(一)研究背景

乡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在新时代的农村建设过程中，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努力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都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命题，其中“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被提升到重要位置。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状况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通过乡村治理的绩效反映出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已成为我国政府尤其是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既要考虑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性统筹，又需要在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下探索区域社会治理方式的新路径、新方法。因此，对民族地区的乡村社会治理的典型案例以及实践进行深入挖掘和剖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二)乡村治理的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乡村研究引入“治理”的理念，试图运用“乡村治理”的思想去解释和分析我国乡村社会问题。学者们对乡村治理的各种定义，表现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以及多元性。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对治理的界定如下：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者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协调合作的持续过程。对此，格里·斯托克进一步归纳论证了治理的框架，指出治理主体的界限和责任、权力依赖、过程自主性和方式等五个方面。中国学者徐勇，针对治理在中国研究语境下的内涵给出了定义：“治理是通过一定权力配置和运作对社会加以领导、管理和调节，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活动。”从上述定义可以发现治理是多元的，治理的过程是治理主体朝着共同的目标、各方协调的持续性过程。

乡村治理的研究突破学科界限，乡村治理的视野逐渐扩大，关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乡村治理为研究乡村问题的学者拓宽了新的理论视野。乡村治理已有的研究成果丰硕，主要包括三大部分。第一是乡村治理模式改革。在乡村治理模式方面，鲍丰列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村级治理模式有温岭模式、徽州模式、阜阳模式、关中模式、青县模式、蕉岭模式、“1+3”模式、“1+2”模式、“第一支书”制度模式等。徐志超分析了我国现有的村级治理模式有浙江温岭地区的“民主议事恳谈会”、潍坊市坊子区“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模式、河南“4+2”工作法。唐文娟介绍了以“村民议事会”为代表的村治模式。凌学武提出了“三级联治、重在社区”的村治模式。任中平、唐绍洪分别提出了“四权”村治模式和“五权”村治模式。马国钧和马萍针对创新村级治理模式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民主治村模式，即村党组织领导、村代会决策、村委会执行。刘明君从发展乡村企业、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完善乡村治理的对策。第二是民主参与乡村治理。在村民参与治理方面，周红禄、徐新玲指出随着新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改变，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国家权力与村级集体共治、国家权力单一治理、村民自治三个阶段。唐行智和白守中、邓佳斌认为实行村庄多元群体参与共治，有助于构建民主的村级治理机制，并将治理主体分成干部精英、非干部精英、大学生村官为主的村庄精英和以青年群体、老人群体、妇女群体为主的普通村民等多种类型。鲍春军认为农村党员是村民委员会的骨干力量，大力发展农村党员对于实现村级治理具有实际的推动作用。胡芳、李凡、李琴和张仁汉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农村妇女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现状及问题，并总结和探索了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的制度创新。第三是乡村纠纷解决机制。与传统乡村纠纷解决机制不同，现代法治构成了纠纷化解的主要途径，但同时又与传统的乡村治理之间发生冲突、碰撞和融合。苏力指出在现代法治进入乡村村落时，势必与传统乡村的权威关系发生碰撞，其中蕴含着法治的本土资源和纠纷解决的地方路径。陈柏峰指出在乡村转型中，存在着乡村混混，他们成为乡村治理灰色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的乡村治理中的解纷者。郭星华则提出传统村落中纠纷解决具有地方知识，存在法律的差序利用。这些讨论也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贡献。

综上，乡村治理是中国从乡土性走向现代性过程面临的一个独特性问题，最主要的研究路径包括民主参与治理与纠纷矛盾化解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在引介、推广国家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