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随笔(一个70后的法治情怀)

    为什么选择了西北政法?

    问：学堂先生，您入读(西北政法)30年了，还仍然对法律充满着理想和痴爱，是不是自小就树立了为中国法治建设而奋斗终生的志向?

    答：是的。1979年我开始读小学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变革．人心思定，万象更新，法治的春天降临中华大地。特别是1980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专门分析了避免“文化大革命”悲剧重演的制度方法。他说：“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体制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此后，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法治大时代，法学小后生。后来我立志学习法律，当“日审阳夜审阴”的铁面包公，捍卫公平与正义，除尽人间邪恶。顺其自然，高中毕业后以山东普通文科521分的高分考入西北政法学院。

    问：学堂先生．您经常为母校西北政法鼓与呼，活跃于政法圈子，是不是很早就对西北政法心有所属、情有独钟?

    答：对头。我很早就知道有所政法学院在古都西安，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在19岁那年，我的理想实现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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