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研究:基于2011年全国问卷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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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卫民[等]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20002
出版时间2013-03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72元
货号7930983
上书时间2024-05-19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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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第一章 问卷调查概况
一 问卷结构和评估指标
二 问卷调查过程
三 问卷调查抽样
四 被试的基本情况
五 调查结果概述
第二章 政策重要性认知
一 公共政策重要性的认知
二 公共政策在政治话题中的地位
三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因素
四 政策重要性的关联性分析
五 “直接依赖型政策”与“间接依赖型政策”
六 民众对不同层级政府政策的“依赖性”
第三章 政策内容认知
一 对物价政策的了解
二 对三农政策的了解
三 对收入分配政策的了解
四 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了解
五 对医疗体制改革政策的了解
六 政策内容认知的综合评估
七 了解政策内容的途径
第四章 政策制定认知
一 对决策过程的了解
二 政策建议的去向与反馈
三 特定政策问题的听证诉求
第五章 政策执行认知
一 政策执行方式的了解
二 政策执行中的公民配合性
三 政策执行保障体系的认知
四 中央政策推行的阻力
第六章 政策评估认知
一 政策评估方式的了解
二 政策评估内容的了解
三 政策评估的公允与可信程度
第七章 政策过程认知的综合评估
一 政策过程认知的综合得分
二 政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三 民众的不同政策取向
四 “五大建设”反映的公共政策满意度
第八章 政策参与权利和参与途径认知
一 五类权利重要性的比较
二 政策参与权利的认知
三 政府最常为公民提供的政策参与途径
四 公民最常采用的政策参与途径
五 民众的政策参与途径偏好
第九章 实际政策参与
一 政策听证的实际参与
二 政策方案意见征求的实际参与
三 网络和媒体政策讨论的实际参与
四 以书信表达政策意见
五 实际政策参与的综合比较
六 实际政策参与的关联性分析
第十章 政策参与客观状况的差异性
一 不同性别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二 少数民族与汉族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三 不同年龄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四 不同学历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五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六 不同职业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七 不同区域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八 不同户籍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九 不同单位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十 不同收入水平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第十一章 政策参与主观状况的差异性
一 不同性别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二 少数民族与汉族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三 不同年龄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四 不同学历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五 不同政治面貌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六 不同职业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七 不同区域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八 不同户籍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九 不同单位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十 不同收入水平被试之间的差异比较
第十二章 政策参与客观状况与主观状况之间的相关分析
一 政策参与客观状况总分及内部指标之间的关系
二 政策参与主观状况各指标之间的关系
三 政策参与客观状况与主观状况之间的相关分析
第十三章 两次政策参与问卷调查的比较
一 政策参与客观状况比较
二 政策参与主观状况比较
三 政策取向比较
四 政策信息渠道和沟通渠道比较
五 政策关系比较
第十四章 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模式
一 “政策依赖性”与政策参与范畴
二 政策参与目标与途径
三 政策参与动力
四 政策参与行为
五 政策参与效果
六 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模式
内容摘要
第十四章 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模式
对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可以使我们较全面地了解公民政策参与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公民政策参与的基本模式作出初步的解释。从调查的总体情况看，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还没有达到“管理者与公众分享公共决策权力”的水平，其基本模式应是公民在政策过程中以“接受政策”为基本特征的参与，或可称为“接受型的政策参与模式”。
一“政策依赖性”与政策参与范畴
按照美国学者约翰·克莱顿·托马斯的观点，政策问题不同，公民参与的收益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不同。界定公民参与的适宜度主要取决于最终决策中政策质量要求和政策可接受性要求之间的相互限制。对政策质量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公民参与的需求程度就越少；对政策接受性期望越高的公共问题，对吸纳公民参与的需求程度和分享权力的需求程度就越大。中国公民的政策参与，主要是“政策质量要求”的参与，还是“政策可接受性要求”的参与，可以根据全国性“中国公民政策参与”问卷调查的数据，用不同的问题来进行检验。第一个问题是对中国公民而言，公共政策是否重要，为什么重要？从问卷调查的结果看，大多数被试（占全体被试的79.91%）认为中国的公共政策“非常重要”，显示在“重要”与“不重要”的选择中，民众明显偏向于“重要”。但是对公共政策为什么重要，有不同的看法。在全体被试中，56.56%的被试着重于从个人角度肯定公共政策的重要性，28.75%的被试着重于从国家及社会发展角度肯定公共政策的重要性（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国公民对公共政策为什么重要的两种态度，代表的应该是不同的“政策期望”。在此，我们从公民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对“政策期望”的类型提出假设：从个人角度肯定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可能代表的是“政策接受性”的期望；从国家发展角度肯定公共政策的重要性，可能代表的是“政策质量”的期望。这样的假设是否成立，需要引入新的问题作进一步检验。但是通过调查，至少可以知道50%以上的民众对公共政策重要性的肯定，是基于政策与个人的关系，而不是基于政策与国家或社会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公共政策重要，尤其是与公民个人关系密切，那么在中国的各类公共政策中，民众最关注哪类公共政策？在全国性“中国公民政策参与”问卷调查列出的五类政策中，关注经济建设政策的被试最多，占47.09%；关注社会建设政策的被试次多，占19.40%；关注政治建设政策的被试位居第三，占14.11%；关注文化建设政策的被试位居第四，占988%；关注生态建设政策的被试最少，占9.52%（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
公民个人重点关注的政策，应该与其本人的利益有直接的关系。正如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Howlett）、拉米什（M.Ramesh）所言：“在政策过程中积极的行动主体凶政策部门的不同而不同，因为通常情况下每项政策只牵涉到在当前问题中有直接利益的群体。”利益的相关性，在微观层面可能带来某一群体对某项政策的“依赖性”（依赖政策解决这一群体的特定问题），在宏观层面可能因政策能够满足公众的普遍性需求（如发展经济和改善生活的基本需求），形成民众对政策整体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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