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冯玉祥:从合作到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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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玉和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ISBN9787802147195
出版时间2009-07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29.8元
货号5546325
上书时间2023-12-2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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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一 机缘
两位总司令
1926年7月9日，广州东校场。旌旗招展，人头攒动，十万军民云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封建势力！”等口号声，此伏彼起，响彻云霄。
这里正在举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大会。
一位年约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身着戎装，昂首挺胸，神采奕奕，站在主席台上，一阵掌声过后，他发出了浓重的浙江话音：
“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末尾几句淹没在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中。
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是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赫赫有名的蒋中正，字介石。他的名字很多，但他从政后经常用的就是这一“名”一“字”，而人们则普遍以“字”相称，“蒋介石”三个字，可以说是声震中外，人人皆知。
两个月后，也就是这一年的9月17日，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偏远小镇，举行了另一个誓师大会。
五原，现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当年是绥远省的一个县城。这里，比不得广州，它贫瘠、荒凉，人烟稀少。汇集在这里的队伍一部分国民军，也比不上国民革命军，它人数不多，衣着不整，枪械不齐，是一支溃散后重新收容起来的队伍。
然而，将士们队列齐整，精神抖擞，内心充满希望，脸上带着欢欣，在这座县城的小小广场上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广场一侧的一座土台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将一面国民党党旗高高举起。一位年约四十五岁的军人站了起来，他身躯高大魁伟，神态庄严郑重，浓眉下的双目炯炯有神，扫视了一下于右任，注视着在秋风中飘展的党旗，迈开大步，双手接了过来，面向台下将士，发出了洪钟般的声音。
他宣布，受各将领公举，他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誓就职。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国民党。
他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参加国民革命。
他宣读了誓词：
“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
这位国民联军总司令，就是本书的另一位主人公——冯玉祥。他同蒋介石一样，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同样闻名遐迩，同样中外皆知。
两个人自然还有不同之处。此时的蒋介石正在仕途上奋力攀登，从响应辛亥革命到出任总司令，不像冯玉祥那样艰辛、坎坷，凭他的机智、努力和计谋，基本上是扶摇直上、步步青云。
1922年6月，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蒙难永丰舰，蒋介石应召来到孙的身边，帮助筹划，并肩战斗，护送脱险，平安抵沪。此举不能武断地视为“投机”革命，临危受命，患难与共，总是需要一定的真诚。但是，它也确给蒋介石带来了扩大影响和抬高身价的绝好机会。聪明的蒋介石，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与孙中山同登永丰舰，坚持同叛军战斗者，不止蒋介石一人，然而只有他在事后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孙中山在序言中对他称赞不已：“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予侧，而筹划多中，乐与予及海军将士共死生。”
孙中山的赏识和信任，使蒋介石得以出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并在1924年5月正式当上了该校校长。起初，蒋介石曾因不能插手党务和军政大事，而一度消极。但是后来他却感到这-_职务对他的重要意义，因而紧紧地抓住它，充分地利用它，掌握了一批为我所用的军事干部，进而建立起听命于自己的嫡系部队。
1924年下半年和1925年，是广东革命政府的多事之秋，蒋介石率队镇压了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平定了杨希闵、刘震寰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这几次军事行动的胜利，有赖于共产党人的参与指挥和政治思想工作，有赖于工农民众的积极支援，同时，也与蒋介石的指挥密切相关，从而大大提高了他的声望和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此前后，除了黄埔军校校长之外，他还担任了多项军事要职：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国民革命军总监（相当于后来的总司令）。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施展计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将共产党员排挤出了国民革命军，使这个军成为他一手独揽的嫡系部队。这一年的5月，蒋介石为了限制共产党、夺取国民党党权，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当然，这又是一个计谋。经过这一“整理”，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被“整理”下来，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怀有二心的右派分子被“整理”上去，而获取更大、更多权力的是蒋介石，他此时担任的职务有：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部长；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对蒋介石来说，地位越高越好，权力越大越好，他在总司令部组织大纲里又做了这样的规定：出征动员令下达后，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政、民、财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就这样，蒋介石在“总司令”和“独揽大权”之间加了一个等号，而前者就是他自己。
国民革命军即将大举北伐，给蒋介石这位总司令带来了施展抱负的大好机会。这时，他虽然是大权独揽，但所辖地区只有广东、广西，中国绝大部分省区还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实现孙中山遗愿也好，统治全中国也好，他都要率军出征，进行国民革命。
国民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同蒋介石相比，则有许多差异。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他不像蒋介石那样幸运有个盐商的家庭，有出国留学进入军事学校的机会，他幼年家境贫寒，十二岁即吃粮当兵；他没有蒋介石那样染指证券交易所的经历和投机取巧的素质，而是凭借苦练、勇猛、实干和才能，从士兵依次升迁，旅长，师长而督军；他在走向国民革命的过程中，更不像蒋介石那样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
冯玉祥来自中国社会底层，早年就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他和其他革命官佐发动了滦州起义，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参加了反袁护国战争，1917年他又率军平定了张勋复辟。这些行动反映了反对专制、维护共和的进步倾向，但这时的冯玉祥却未能跳出北洋军阀营垒，仍然是其中的一员战将。
从1920年开始，冯玉祥和孙中山建立了联系，他的爱国为民思想日增，革命倾向日浓，而吴佩孚的压制与排挤，又把他自我发展的道路堵死，于是，他乘第二次直奉大战正酣之机，于1924年10月毅然倒戈回师，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统治。冯玉祥将这次政变称为“首都革命”，严格说来，此举还算不得革命，不过，它却是冯玉祥从北洋军阀营垒向革命迈进的起点。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并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出任总司令。但是，-冯玉祥的军事卖力有限，还不足以控制整个局势，他在思想上对革命对军阀，还缺乏本质的认识，因而，北京政变的成果很快就落到了段祺瑞和张作霖手里，他却受到了排挤，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离京到张家口赴任；国民军名称被取消，改称中华民国西北边防军，西北军的名称即由此而来，但习惯上仍沿用国民军这一名称。
冯玉祥倾慕孙中山的主张，倾向革命，并和苏联取得了联系，国民军所辖地区的民众革命斗争不断发展，在北洋军阀眼中已成了“赤化将军”。1926年1月，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杀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又联合起来，会同其他军阀，先要“扑灭北方赤化”，而夹击国民军。形势所迫，冯玉祥只好宣告下野，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由张之江代理，想以此来避免敌对势力的攻击，保存国民军这支从北洋军阀冲杀出来的队伍。
1926年3月，冯玉祥启程赴苏联考察，4月初途经外蒙古库伦（今乌兰巴托）时，与前往广东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于右任、陈友仁、徐谦等国民党人相遇，商谈了国民党与国民军合作问题，并经徐谦介绍，加入了国民党。鲍罗廷等按原计划转赴广东，徐谦留下来同冯一起赴苏。5月9日，冯玉祥一行抵达莫斯科。苏联军政官兵的热烈欢迎，中国留学生高举的“欢迎人民军队领袖”的大幅标语和“中国国民军万岁”的口号声，使冯玉祥深受感动，向记者们说：“在俄国，找到了中国将来发展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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