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正版 翻译论（修订本） 许钧 9787544735216 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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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钧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35216
出版时间2014-04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46元
货号23480276
上书时间202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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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摘要
本书基于发展的观点对国内外翻译研究界和相关学科对翻译活动的多方面探索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整体思考、系统梳理和学术阐发，是作者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与探索。
全书分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等七章，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翻译这一对象思考的广度。书中探讨每个问题时，都把古今中外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加以引述和点评，后亮出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翻译这一对象思考的深度。
本书梳理出了翻译研究的明晰的理论脉络，提供了丰富、可信和前沿的学术资料线索，为国内翻译研究界同行提供了一种学术参考，也可用作高等院校翻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理论教程。
作者简介
许钧 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大学顾问教授，曾任南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现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法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科学文献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并担任 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 《中国翻译》、《外国语》、《译林》、《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10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通讯编委。已发表法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25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 余部，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翻译学概论》等作品，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 2008年和2010年两度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1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
目录
绪论
第一章 翻译本质论
第1节 悠久的历史与丰富多样的活动形态
第2节 一个被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的领域
第3节 不断深化的认识与不断丰富的内涵
第4节 从边缘走向中心
第5节 如何保持自身
第6节 理解翻译
第二章 翻译过程论
第1节 翻译过程的实际体验与总结
第2节 翻译过程的理论探索
第3节 阐释的空间与限度
第4节 翻译的历史性
第5节 文本生命的拓展与延伸
第三章 翻译意义论
第1节 翻译的根本任务
第2节 传统语言意义观与翻译
第3节 索绪尔的语言意义观与价值观
第4节 重新审视意义的确定性与客观性
第5节 意义的分类
第1节 在交流中让意义再生
第四章 翻译因素论
第1节 文化语境与社会因素
第2节 意识形态与政治因素
第3节 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
第4节 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
第五章 翻译矛盾论
第1节 翻译矛盾辩证观
第2节 可译与不可译
第3节 异与同
第4节 形与神
第六章 翻译主体论
第1节 译者传统身份辨
第2节 从忠实到叛逆
第3节 创造性叛逆与翻译主体性的确立
第4节 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
第七章 翻译价值与批评论
第1节 为翻译定位
第2节 翻译价值面面观
第3节 翻译实践呼吁翻译批评
第4节 翻译批评的理论途径
第5节 翻译批评的原则与方法
第6节 有益的尝试与永远的探索
结语
参考文献
本书主要外国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后记
再版补记
内容摘要
本书基于发展的观点对国内外翻译研究界和相关学科对翻译活动的多方面探索进行了一次尝试性的整体思考、系统梳理和学术阐发，是作者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与探索。
全书分翻译本质论、翻译过程论、翻译意义论、翻译因素论、翻译矛盾论、翻译主体论、翻译价值与批评论等七章，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翻译这一对象思考的广度。书中探讨每个问题时，都把古今中外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论点加以引述和点评，最后亮出作者自己的思考和观点，从中可看出作者对翻译这一对象思考的深度。
本书梳理出了翻译研究的明晰的理论脉络，提供了丰富、可信和前沿的学术资料线索，为国内翻译研究界同行提供了一种学术参考，也可用作高等院校翻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的理论教程。
主编推荐
许钧 现任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上海大学顾问教授，曾任南京大学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现兼任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法语分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翻译家联盟科学文献委员会委员，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翻译工作者协会会长、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兼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并担任 META、BABEL、《外语教学与研究》、 《中国翻译》、《外国语》、《译林》、《外国文学》、《南京大学学报》等国内外10余种重要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通讯编委。已发表法语语言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250余篇，著作7部，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30 余部，其译著《追忆似水年华》（卷四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诉讼笔录》及著作《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二十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翻译学概论》等作品，先后十余次获国家或省级优秀成果奖。1999年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金质教育勋章， 2008年和2010年两度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颁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称号，2011年获宝钢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特等奖。
精彩内容
绪 论
写下“翻译论”这一书名，本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便大致上确定了。“翻译论”中的“论”字，既含有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和思考，也包含着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基本问题的分析与探索。无论是认识与思考，还是分析与探索，其中无疑融有笔者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但一切都是在国内外翻译研究界为个人的思考与探索所提供的学术平台和理论基础上展开的。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创新、不断发展的过程。本书正是基于发展的观点，对国内外翻译研究界和相关学科对翻译活动的多方面探索进行一次尝试性的整体思考、系统梳理和学术阐发。
对于翻译的理解，笔者是从实践的经验角度开始切入的。穆雷在《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中，对笔者的翻译实践与理论探索之路进行了概括性的评价：“理论与实践并重，忠实与创造统一”。 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不能说是对笔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之路的客观评价，但却是笔者多年来的努力方向。对翻译直接的认识，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法国留学时参与的一些口译活动，那时只有盲目但积极的实践，对翻译活动本身没有任何理性思考的意识。直到1980年尝试翻译法国作家亨利?古龙日的长篇小说《永别了，疯妈妈》，遇到了许多难以想象的障碍和困难，才开始有目的地去阅读当时能见到的一些名翻译家谈翻译的文章，从他们的翻译经验中去领悟翻译，但那大多是他们在技巧层面的某种体会与总结。后来到南京大学攻读翻译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才有机会系统地读一些国内外翻译研究界探讨翻译问题的著述和资料，渐渐地对翻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应该说在学习期间，自己是在困惑中思考，在思考中又不断产生新的困惑，新的困惑又促使自己进一步学习。对翻译的困惑，首先源于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人们对翻译活动本质的不同认识。就翻译活动的本质而言，有的认为翻译是思维活动，有的认为翻译是语言活动，还有的认为翻译是项艺术再创造活动。总之众说纷纭，各持一理，难以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对立的认识与观点的存在，使自己感到困惑，于是有了探索的愿望。从严复对“信达雅”三难的论述到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皮埃尔?吉罗的《符号学》一书中对语言符号的三分法，即将语言符号分为“逻辑符号、语义符号和审美符号”，笔者受到了深刻的启示，提出了翻译的层次观。在《论翻译的层次》一文中，笔者明确地提出了翻译的思维层次、语义层次和美学层次。文章认为，在以往的翻译探讨中，往往忽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两种系统各异的语言为什么可以进行转换。大家知道，任何交换或转换活动都需要一个基础，比如不等价物的交换需要有等价物作衡量，作为实现交换的标准与基础。那么，翻译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是什么呢？从根本上看，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翻译活动的基础，而人类思维的共性构成了翻译的思维层次。但翻译不可能囿于思维这一层次，首先因为思维的实现需要语言，其次从翻译活动的具体表现形式看，任何翻译活动无不是两种不同系统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具有全人类性的思维是语言符号转换的基础。这决定了语言的具体转换必然受到思维规律的限制。但思维的表达需要语言，因此，在语言的表达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各种不同语言的具体规律的约束。因此，翻译活动又面临着另一任务，即是如何按照不同语言符号达意、传情的规律，用一种语言符号传达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意义，这就构成了翻译的又一层次， 即语义层次。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思维层次是语义层次的基础，语义层次是思维层次的体现，拿语义层次中的主要语义部分如词汇意义与思维层次中的概念的关系为例，它们之间存在的就是这种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概念是词汇意义的基础，词汇意义是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概念是人们意识中概括反映现实的思维形式，而词也是客观同类事物的反映。正因为词汇意义和概念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一般就把词所表示的概念作为词的意义方面。
思维层次与语义层次的相互依存关系还可以从语义的微观层次——义素的分析中得到说明。首先，义素有的反映事物的概念特征、状态、行为，有的则体现概念组合关系。其次，义素的组合也要受到事物特性、逻辑规律等的制约。因为语义概括地反映了客观现象，同客观现象相矛盾的语义结构就难以被接受。可见，不同语言之间的意义之所以能够相互传达，正是因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反映基本一致的缘故。概念的基本一致性决定了义素或义位的通用性，且各种不同语言表达同一义素或义位的形式与结构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些都构成了翻译可行性的基础。
但是，在肯定这一转换基础的同时，也要充分估计到在语义层次转换中的障碍。索绪尔的研究表明，语言符号具有随意性、约定俗成性、民族性和系统排异性等特性，语言的这些特性造成了语言符号系统之间转换的许多障碍。要克服语言转换的障碍，消除转换中产生的语义上的差异，就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充分认识语言特性所构成的翻译障碍，基于这一认识之后，再采取科学的方法，尽量消除差异。
由于翻译的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思维层次是以人类思维的共性为基础的，因此便为翻译在思维层次获得等值提供了较大的可能性；语义层次以思维层次为基础，但它要受到语言符号的特性的约束，因此等值的可能性自然也要受到限制。思维层次是翻译的基础层次，语义层次是翻译的必要层次，任何翻译都离不开这两个层次的活动，并分别要受到思维规律和语言规律及言语规律的约束。一般说来，完成了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转换活动，翻译也就实现了。因为语言的主要职能在于帮助实现思维，传情、达意，比如科技翻译、应用文翻译到了语义这一层次就可以说完成了。但是，语言除了传情、达意之外，还有其美学职能，如文学语言，审美构成了其主要特征之一。因此，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翻译，除思维层次和语义层次的活动外，有着更高层次的要求，这就是文学翻译的层次，即审美层次。
文学翻译活动的审美层次是客观存在的。就文学而言，文学的功能是以“美感为中心的动力系统”。诚然，文学也有认知和表感等职能，但都是统一在审美的领域，通过情感的中介实现的。换言之，它们都离不开美感作用，一部作品倘若不能给人以美感，那么它的一切社会职能就无法实现。比如诗歌吧，有人曾把诗歌的本质特征归结于一个“美”字。一首诗之所以称得上诗，是因为它有“诗意”，而这种诗意指的正是“诗给人的强烈美感”，这也就是说，凡不能给人以美感的不称其为诗歌。这样看来，成功的文学翻译是决不能忽视传达文学作品的美的。可见，审美层次构成了文学翻译的且关键的一个层次。
任何事物都是由一定数量、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系统，而每一个系统的内在结构又是有层次的。翻译也不例外，它是一项十分复杂、多层次的实践活动。翻译活动在思维、语义、审美等各层次有着各自的活动内容、表现形式与传达目的等要素，这些要素自身的特征与活动规律及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不同，构成了翻译层次存在的客观性。任何翻译从本质上看都是一致的，但不同类型、不同目的的翻译具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并要受到不同层次的活动规律的约束。对翻译层次的研究及对各层次主要问题的分析，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在理论上，为翻译活动的本质与其活动规律的认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实践上，要求译者遵循翻译活动的规律，克服不分层次、顾此失彼的倾向，避免翻译活动的盲目性。如果说翻译有什么标准的话，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翻译不可能在一个层次完成，它应该是各个必要层次和谐统一的产物。
对翻译层次的思考及其主要问题的研究，是笔者比较系统地探索翻译理论问题的一个起点和尝试。虽然从理论上看，以层次的观点去剖析翻译活动，将翻译活动置放在一个思维与语言的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中去进行思考，将语言符号的逻辑、语义和审美特征与语言符号的表思维、表义和表美感的三个主要职能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对认识翻译活动的主要任务和各种障碍，并探讨翻译的可能性，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拿今天的目光去审视，其中存在着明显的理论缺陷。首先，将翻译活动局限于狭义的“语际翻译”，缺乏对翻译活动的本质认识；其次在对思维与语言的关系的认识中，存在着“语言工具论”的影响；再次，分析的重点主要在语言层次，没有从文化的高度去认识、把握翻译活动所涉及的众多因素。此外，对翻译等值的追求也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笔者当时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
对翻译层次论所存在问题的自觉意识，促使自己对翻译继续进行思考。如果说层次论是自翻译的基础由下而上，从思维层次、语义层次和审美层次的明确区分及对各层次主要问题的分析中对翻译活动进行内部的、纵向的思考，那么对翻译活动的三个层面的探索则将由内部转向外部，由语言转向文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论翻译的三个层面》是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见证。该文从翻译活动的实践性出发，对翻译活动的动态过程进行了宏观的考察，指出翻译活动是翻译主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它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的因素。文章从翻译的意愿、现实和道德三个层面，分析了制约、影响翻译活动的多种因素，认为“要怎么译”、“能怎么译”和“该怎么译”是翻译活动中所必然面临的问题。它们分属三个不同层面，但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近三十年来的翻译研究，不断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法国著名哲学家米歇尔?塞尔在《赫尔墨斯——论翻译》（第三卷）一书中指出：“我们总是通过包含事物的各个整体的变化系统认识事物的。至少，有四种这样的系统。在逻辑数学领域，是演绎；在实验领域，是归纳；在实践领域，是生产；在文本领域，是翻译。” 在塞尔看来，翻译是文本的生成与传播的独有方式。这恐怕是就翻译的广义而言的，因为人的思想的文字化过程也可视作翻译的过程。乔治?斯坦纳在《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翻译是文化传播的根本方式之一。德国浪漫派的代表对“翻译”一词的理解也是广义的。如诺瓦利斯就认为所有经思维检验、富有艺术性和创造性的转换活动均可视作翻译 。比较文学学者伯恩海默也指出：“翻译完全可以被看作是跨越不同话语传统的理解和阐释这些更大的问题所依赖的范式。” 而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家以语言理论为指导也有类似的认识，如英国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就认为：“翻译是一项对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用一种语言的文本来替代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的过程。” 可以看到，米歇尔?塞尔对翻译的看法与卡特福德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翻译是文本生成方式。但卡特福德说得更为明确，翻译是一项具有操作性的工作，而所谓操作性，也可以说是实践性。从翻译历史看，翻译是人类的一项文化交流活动，它试图跨越不同话语传统，使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得以沟通与交流。从某种角度看，翻译这项实践活动，是应人类思想与文化交流需要而生的，它一开始便有着明确的目的性，为着满足某种意愿或需要而存在。
翻译目的是指通过翻译意欲达到的效果、结果或用途。翻译的目的往往通过翻译的委托者、原作者、译者或有关人员的意愿、动机或要求加以明确。若与翻译直接相关的各方的意愿一致，能达成共识，那就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翻译活动的正常进行。若意愿不一，便有可能产生冲突，需要有其他力量加以调和。翻译的目的及与其相关的翻译动机、意愿或要求可以是集体的，也可以是个人的。有的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可以纯粹是译者自己的行为，不求出版，不求被别人承认，完全为了自得其乐。但大多数翻译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特定的需要与要求。这时，译者就必须面对这些目的或要求，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实践而言，如目前社会上普遍采用的编译、摘译等形式，无疑是由翻译的具体目的与要求所决定的。考察中西翻译史，我们可以看到，翻译往往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或社会的需要紧密相联。而翻译的目的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翻译立场的确立及翻译方法的采用无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然而，翻译的“要怎么译”这一层面，不是一个孤立的层面，它还与“能怎么译”、“该怎么译”等层面紧密联系在一起。“要”，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一种意志。一个理想，能否达到，则取决于现实、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这就涉及到“能怎么译”这一现实层面。“能”有多重含义。翻译现实层面的“能”，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两种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的相互转换所提供的客观的“可能性”。事实上，在翻译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将“能怎么译”，亦即将翻译的可行性列为研究的重点，如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就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对语言、文化、思维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本质上揭示了翻译的可行性。翻译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人类文化交流活动，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尽管理论上有着种种障碍，现实中也存在着种种困难，但作为实践，它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于翻译的可行性，也就是 “能怎么译”的层面，人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一开始，人们对翻译的各种见解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人类面对的世界，人类的经验，特别是人类的思维，具有一致性，人类的认识形式具有普遍性，地球上各个不同民族用以表达传达自己思想的语言在结构与生成机制方面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基于这一切，人们普遍认为翻译是可行的。特别是在古代，人们对自身面对的物质世界认识不足，对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没有比较深入与科学的研究，因此对翻译所面临的障碍认识不清，造成了种种错误的认识。比如，古代有的学者认为，古希腊语的语言结构和关系所反映的大千世界的各种事物及其结构关系具有普遍性，翻译要再现原著，只能逐字对译，甚至认为只有逐字对译，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忠实。然而，随着翻译实践形式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人们渐渐发现各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差异普遍存在，翻译所面临的障碍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在科学的意义上揭示了人类的语言、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给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就深入分析了“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社会习俗、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给翻译造成的障碍，乔治?穆南也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意识形态的差异”对翻译活动的影响。他们认为，这多方面的差异必然在语言中有着反映，比如文化的缺项造成语言词汇的缺项；文化背景的差异导致各民族语言对“非语言经验的实际切分不同”；人们对物质世界的不同认识以及对世界映象的不同感受也在语言单位的划分、句法结构的形式等方面有着程度不同的反映，造成了翻译活动中“对应单位”的缺项、结构的错位，从而给翻译造成了实际的困难。基于这些事实，翻译理论界慢慢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翻译不是的，也不是不能的；它是可行的，但有着限度。
对翻译的客观、现实层面的研究，对“能怎么译”的探讨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翻译要忠实，翻译要准确，翻译要再现原作的真与美这些理想或意愿层面的要求或原则时，不能不考虑到翻译在现实层面所允许的可行性的程度。从理论上来讲，提出对“能怎么译”中的“能”应该从四个方面去认识：一是对翻译活动要持历史的观点；二是对翻译的可行性要持发展的观点；三是对翻译障碍的认识要持辩证的观点；四是对翻译的“能”要持实事求是的认识态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科学分析为手段，进行合情合理的评价。翻译意愿层面的“要”，作为理想的追求或意愿的表达，在现实层面不一定“能”完全达到。比如人们所说的“忠实”，这一翻译的根本要求几乎成为了某种先验的原则，但忠实于什么，“能”忠实到什么程度，如何克服障碍并程度地接近原作，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主观的愿望不能与客观实际相违背，在进行翻译批评时，更应注意处理好“要”与“能”的关系，切忌将两者割裂开来。
只有对翻译的可行性有着全面、辩证、客观的认识，对翻译实践中所出现的障碍有着科学的分析，才有可能尽努力去寻找克服障碍的方法，或创造交流的机会，提高翻译的能力。此外，“能”，包括总体与个体两个方面，也就是说，翻译的能力可以指某一具体的历史阶段人类总的翻译能力，也可指某一翻译者的个人能力，两者之间也呈辩证的关系。在翻译实践中，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人类整体的能力却是不断发展的，是无限发展的。对于翻译历史中的某些现象，如复译现象，就可在这一层面加以探讨，深化认识。又如诗歌翻译的可行与不可行的问题，也可通过翻译的哲学思考与艺术分析，寻找到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答案。
面对一项具体的翻译任务，当意愿明确，译者也有能力满足这一意愿时，翻译是否就可能进行了呢？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翻译批评论》中指出，翻译研究，特别是翻译批评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那就是翻译的诗学及伦理方面的问题。确实，作为一个译者，一旦接受或从事某一项翻译活动，他就开始承担某种责任和义务。面对服务对象，译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然要受到某种道德上的约束，译者的“从心所欲”，必然是在一个“矩”的范围内，而这个“矩”，包含翻译活动内部规律所规定的范围，也包含道德上的界限，这就是翻译中的“该”的问题。“该不该译”，应放在“道德”的层面去认识。1979年版的《辞海》对“道德”一词的解释是：道德，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以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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