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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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其昌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
ISBN9787550841819
出版时间202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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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其他
定价288元
上书时间2024-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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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墨迹》，纸本，行楷书，纵三十二厘米，横九百六十三厘米。此卷是董其昌应同僚吴用先所请，为其父亲吴应道（别号来仪居士）所书墓志铭，其文见载于明崇祯三年（1630）刻，董其昌撰《容台集》卷八，及上海图书馆藏明末清初刻二十卷本《容台集》卷九。此卷为目前所见形制最大且带乌丝栏的董氏行楷作品，卷中笔法精到，布局疏朗，书写自然洒脱，风格与故宫博物院藏《淮安府浚路马湖记》相类。又因所请之人为当朝重臣，书文皆是董其昌经意而书的杰作，非其寻常应酬书作可比，且是《容台集》所收录墓志铭中仅存的三件墨迹之一。
不同于一般书法作品，墓志铭墨迹通常为家族所秘藏且少流行于厂肆，故在传藏过程中得见者寥寥。此次获《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墨迹》的藏家授权，由西泠印社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该作品的原大高清精印本，殊为难得。本书历时一年，从高清数据采集、纸张选择、装帧方式等多个方面几经考量精益求精。由于原作为手卷形式，不便阅读临习，因此本书采用经折装的方法，在最大程度还原真本样貌的前提下以飨读者。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明代书画家。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董其昌擅画山水，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之代表。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可谓明后期书坛之执牛耳者。
吴用先（1558—1626），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安徽桐城人。明万历至天启年间，其为朝廷重臣，曾身居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等要职，然史载甚乏，生平语焉不详，《明史》亦无传记。其与董其昌，皆是晚明大臣，份属同僚，二人自然相识，故彼此交游究竟始于何时，以及吴用先仕宦履历、此墓志铭书写背景等，甚应考究。
《吴来仪公墓志》，不同时间，两次收录于不同版本《容台集》中，因牵涉及“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等敏感信息，多有修改与删减。如删掉吴应道夫人方氏、其子孙的婚配姻娅等，此与明末“魏阉党”与“东林党”党争的时代背景有关。
据《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墨迹》可知，吴用先与左光斗为姻亲。因对抗魏忠贤，左光斗而含冤下狱。闻知左光斗被捕，吴用先乔装回京，欲营救其于危亡之中，惜终究未能如愿。南明弘光时为左光斗平反，谥为忠毅。然彼时政局飘摇未定，此墓志铭中又涉及“左光斗”，因此董其昌在编撰《容台集》时，删减了关于吴应道子孙婚配姻娅的情况。此外，浩繁的《容台集》为明崇祯三年（1630）刻，其搜集编纂时定然重新校对、修改，此工作往前数年已然进行，故董其昌删减，亦是情理之中。如果不是此卷墨迹的存世，明末的这一段历史已然不为人所知了，由此可考明代重臣吴用先生平，补史料之不足。
董其昌所作墓志铭墨迹流传于今者，可谓寥寥，其文收录在《容台集》中的更属于罕见。已知的仅见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为项元汴作《太学墨林项公墓志铭》，湖北省博物馆藏《秦喻庵墓志铭》以及此卷《吴来仪公墓志铭》。此作品不仅是这三卷墓志铭墨迹中尺幅最大的，更是目前所见形制最大且带乌丝栏的董氏行楷作品中最大的。卷长近十米，且保存完整尤为难得。
此卷《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墨迹》笔法精到，布局疏朗，书写自然洒脱，风格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淮安府浚路马湖记》相类。两卷均布局疏朗匀称，所谓“渐老渐熟，反归平淡”，寓生秀于扑茂苍拙，自然洒落。一样的形制，一样的行楷，一样的书风，浑如一卷，诚是殊为可珍也。
与《浚路马湖记》一样，《吴来仪公墓志铭》笔端庄自然，气息无丝毫故作姿态，平淡天真，转折处亦往往一带而过，看似毫不经意，实是书道造诣至深。又有乌丝栏格，字里行间，不见密布紧靠为主的格局，字与字遥隔天河又翘首相望，行与行则笔断意连，妙趣天成。而不同于《浚路马湖记》，墓志铭多有正稿及草稿之分，此《吴来仪公墓志铭》稿中未见涂改，应为正稿，自是书写依次渐序，格式严谨，脉络分明，而风采不减。
《淮安府浚路马湖记》（后简称《浚路马湖记》）为董其昌晚年行书碑记的代表作之一，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卷历来被研究董其昌的学者和书家奉为董氏行楷的标准。据研究者林雪琼考证，《浚路马湖记》卷应作于天启五年（1625）。仅就书风而言，《吴来仪公墓志铭》与《浚路马湖记》完全相通，且两卷中董其昌的官职是相同的，又天启五年（1625）正月，董氏拜南京礼部尚书。故《吴来仪公墓志铭》定为其官拜南京礼部尚书之后的作品，即天启五年（1625）正月之后。其考证详文《〈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墨迹〉创作年代考》收录于本书之中，以供读者参考。
不同于一般书法作品，墓志铭墨迹通常为家族所秘藏且少流行于厂肆，故在传藏过程中得见者寥寥。从《董其昌书吴来仪公墓志铭墨迹》原作的保存现状来看，仅卷首部分有一定的磨损，其余皆完好，其装裱应是民国时期的原裱。根据此分析，此作因是墓志铭少有展卷欣赏的需求，在写就后的数百年内可能一直是件未装裱的卷子保存在家族内部，所以只有最前面的一小部分有磨损。直至民国时期由吴氏后人售出，才流传于厂肆。从卷中题跋可知，此卷曾经清末民初学者马其昶（1855—1930）及近代书法家、篆刻家、金石收藏家张祖翼（1849—1917）鉴藏。卷后有谭宗浚、于荫霖、吴汝纶、刘泽源等赏鉴并观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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