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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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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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奇生

出版社江苏人民

ISBN9787214282996

出版时间2024-01

装帧精装

开本其他

定价188元

货号31945784

上书时间2024-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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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目录
第一章  国民党改组与国共合作的形成
  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
  第二节  苏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早期接触
  第三节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第四节  国共关系的初期形态
第二章  广州国民政府与南方军政格局
  第一节  黄埔军校与党军的创始
  第二节  大元帅府与革命基地的奠立
  第三节  国民政府成立及其初步建制
  第四节  国民政府初期的财政和军事
  第五节  两广统一与革命基地的巩固
第三章  北京临时执政政府与北方军政格局
  第一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与北京政变
  第二节  临时执政政府成立
  第三节  善后会议
  第四节  国会的衰亡
  第五节  国民军的崛起
  第六节  军阀之间的循环混战
第四章  五卅运动与反帝高潮
  第一节  反帝废约与国民会议运动
  第二节  从惨案到运动
  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对策
  第四节  五卅运动的影响
  第五节  省港大罢工
第五章  国共纷争:南方革命阵营的分化
  第一节  弹劾共产党案
  第二节  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
  第三节  戴季陶主义
  第四节  西山会议派
  第五节  国民党二大与沪粤分裂
  第六节  中山舰事件
  第七节  整理党务案
第六章  北伐战争:北方形势与南方的胜利
  第一节  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势
  第二节  国共对出师北伐的歧见
  第三节  从广州到武汉
  第四节  从南昌到沪宁
  第五节  南北地域观念与宣传战
第七章  从迁都之争到宁汉分裂
  第一节  迎汪复职运动
  第二节  左派问题论争
  第三节  迁都之争
  第四节  南昌与武汉的对峙
  第五节  “四一二”反共“清党”
第八章  南北三政权的鼎立
  第一节  北京政府
  第二节  武汉政府
  第三节  南京政府
第九章  国共两党的组织形态
  第一节  国共两党的党员构成

内容摘要
本书记述1924年至1927年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历史。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宣布改组,以此为契机,国共两党携手合作,发动和主导了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目标的国民革命。这是中国继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场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国国民党由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在野党,发展成一个全国性的执政党;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也充分崭露头角,迅速成长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本书利用大量档案文献和其他稀缺史料,对北伐战争及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精彩内容
 第一章第一节 改组前的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一个两极
化趋向:一方面是军阀割据混战,社会祸乱相寻,政治极度失序;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异彩纷呈,新思潮汹涌澎湃,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歧异的矛盾格局,蕴育和催生了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革命。
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国民党乃延续兴中会(1894—1905)、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和中华革命党(1914—1919)而来。自同盟会开
始,国民党即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组织。胡汉民曾对同盟会时期的“疏阔简易”情形有如下一番感慨:“党于党员,不能收以身使臂臂使指之效,即亦不能深入群众而领导之。党员之贤者,笃于所信,其牺牲献身之精神,足令闻者兴起,而不可磨灭,然亦往往出于自动,而非党的行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国民党,革命党人更多迷失革命宗旨,大批党员腐化变质,官僚政客群相涌入,党的革命性和组织性荡然无存,内聚力迅速消失。胡汉民描述当时的情形是:“长衫同志变成政客,武装同志变成军阀,同时军阀加入本党做武装同志,政客也加入本党做一般同志。”在这种情势下,国民党很快被袁世凯分化瓦解。
孙中山每遇重大挫折时,常以“改组”“改造”党为革新之契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其主旨虽在讨袁,但是建立一个有强固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党,恢复民国前的革命精神,重订革命方略,开创革命新机,更是孙中山的重要考量。但孙中山在组党方式上试图树立强人威权领导,并以秘密会党的某些方式,如立誓约、按指模、讲服从、分等级等来严密约束党员,将革命党引导到一条狭隘、排他性的组织道路,引起许多党人的疑虑和抵制。一批重要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实际运作效果亦距其理想甚远,其严格的组织形式妨碍了党势的扩张。加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基地主要在海外,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相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反日运动中,革命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在护国之役前后,中华革命党并未能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移回上海。与此同时,孙中山为顾及现实环境的需要,逐步扬弃了中华革命党初期若干严格的党律,而采取较为宽松温和的组党路线,党组织又复松弛涣散。
1917年后,孙中山在广东进行护法运动,以武力向北洋军阀争正统,论者一般认为这是革命党继辛亥之后为了维护民主共和所作的第二次大规模的奋斗。实际上,此时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是桂系与滇系军阀,党组织并没有发挥什么力量。当时一般人亦只知道有孙中山与西南军阀相结合的势力,“革命党”本身鲜为时人所提及,表明此时革命党所显示的只有党魁个人之魅力,而少见党组织之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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