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秋

作为一个小说作者，尤其生于现代，经常自诩为创造之人，殊不知我们充其量不过是夷坚、伯益、大禹。一旦听到了、看到了可喜可愕之迹，就急忙转述于他人，此市井之常情，一切都是听说而已。这正是春、夏、秋、冬系列作品的本质，一言以蔽之：民间。——张大春

小说与诗的不期然而然 

——《一叶秋》简体版序

小说在何处发生？

可别再为小说下定义了，我想说的只是：在什么情境之下，小说吸引我们的那种神采，忽然之间就出现了呢？

小说在何处发生？答案言人人殊，我的只有一句话：不期然而然。小说在不期然而然处发生。

比方说：我们当然不会以为《琵琶行》是小说，当然也就不会以为这首长诗运用了小说之笔而构成；然而，是这样的吗？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就在写作《一叶秋》的那年夏天，我大量阅读历代笔记小说材料。目的倒不是为了《一叶秋》的写作，而是要寻找和古典诗歌可以相互发明印证的掌故。其中自然也包括每一代身为后世读者的老古人对于前贤作品的垦掘所归纳出来的吉光片羽，往往言简意赅，发人深省。其中有一则记载，带给我极大的、读小说甚至写小说的兴味。

南宋初年的洪迈(1123—1202)是《容斋随笔》的作者，《四库提要》称道这一部随笔：“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洪迈另外还著有文言小说《夷坚志》四百二十卷，为宋代志怪小说之大成。而《随笔》中有关诗歌的内容，后人曾辑为《容斋诗话》。

《容斋诗话?卷三》有如下两则记载，我们先看稍晚的一则：

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之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密，且谪官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他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

洪迈的疑虑看似拘絷于风教，论者或疑其不免泥于宋人之迂阔。然而他的立论是有道理的。即使从一个已经作嫁的倡女的角度言之，于丈夫出门经商的时候，调拨宫商，登舟售艺，果若不为生计，难道是为了挑情？设使转轴拨弦的目的自为风月而已，则江州司马又如何能以天涯沦落之语相劝而自宽呢？幸而，洪迈还有另外一则笔记。

《容斋诗话?卷三》的另一则早先写作的笔记是这样的：

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非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耶？集中又有一篇，题云《夜闻歌者》，时自京城谪浔阳，宿于鄂州，又在《琵琶》之前。

这一段话并非无的放矢。试想：一个被贬官未几而名望极高的诗人与茶商之妻夜会以肴酌灯乐，纵饮倾谈，难道丝毫没有顾忌吗？然而提出此问之后，洪迈忽然掉开一笔，另从支线展开情节──这正是写小说“离题”（digression）的手段──你会像追问故事里的主人翁“原来去了哪儿呢？”一般地追问：那《夜闻歌者》又复如何？

其词曰：“夜泊鹦鹉洲，秋江月澄澈。邻船有歌者，发调堪愁绝。歌罢继以泣，泣声通复咽。寻声见其人，有妇颜如雪。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陈鸿《长恨传》序云：“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然鄂州所见，亦一女子独处，夫不在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今诗人罕谈此章，聊复表出。

较诸《琵琶行》，《夜闻歌者》这首小诗显得十分单薄、轻盈；且一旦有了《琵琶行》这样一首声势磅礴、气格崔巍之作，《夜闻歌者》反而显得简陋而多余了。在这里，容我们先检视一下《琵琶行》诗前原序对于此作的“本事”说明：

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船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余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

依照洪迈的推断：《夜闻歌者》本事发生在前，以白居易“深于诗、多于情”且有感即发的书写习惯来看，此诗应该早在《琵琶行》的本事发生之前就写了。令人不解的是，老天独厚此诗人，在短小、轻盈的《夜闻歌者》之后，多么凑巧地又让白居易在湓浦口遇见另一个琵琶女？

两相比照之下，洪迈对于白居易人品的怀疑（以至多余的捍卫）反而有了合理的解释──关于这一点，稍后再论。让我们先检视一下诗人两度惊艳的现场。

元和十年，白居易左迁九江郡司马，第二年秋天，他却以贬官待罪之身，不避瓜田李下之嫌，夜会商贾之妇，登舟张宴，谐曲谈心，共伤沦落之情。这会不会是深于诗而多于情的人过度浪漫地引申出来的呢？我们甚至可以合理地假设：白居易初在鄂州的确遇见了一位“独倚帆樯立，娉婷十七八。夜泪似真珠，双双堕明月”的姑娘，而双方的交际也仅止于“借问谁家妇，歌泣何凄切。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这个谜一样的遭遇不容易再得，也不应该于再得之时发展成进一步的接触和窥探。试想：设若白居易早在鄂州的时候已经撞见那样一个身世如谜的神秘女子，因之而怀抱着始终未能一究其人生涯情实的遗憾。那么，假设元和十一年的秋天，在湓浦口，他又偏偏如此凑巧地遇见了第二个女子（姑且不论其间几率若何），带着对于前一个少女的好奇，移舟邀见第二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倡女，这哪里是什么“同是天涯沦落人”呢？分明就是“俯拾真多沦落人”了。

真正合情合理的解释反而是：白居易在鄂州有过一回未究其竟的邂逅，并且写了一首仄韵五古的小诗，之后诗人始终怀抱着无边的好奇、想象、猜测和遗憾，对于那转瞬而逝的无言际遇，他逐渐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补充，也逐渐筑成了不断扩充的回忆。

那湓浦口的琵琶女，是白居易对于鄂州少女的一个摹想、一个发明、一个补充。《琵琶行》这作品则是一部长达八十八句、六百一十六个字的七言古诗，它所叙述的琵琶女的身世、经历、情感以及她与江州司马之间那种若有似无的情愫，通通都出于虚构；这首诗，根本是一部歌行体的小说。（下略）

[正文试读] 

拾壹·俞寿贺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公元1844年），安徽桐城东乡有个农夫，叫姚十七，锄地锄着个坛子。坛盖儿上有敕勒封口，可是不管用，因为姚十七一锄到位，把坛肩之处耪开一个大窟窿，登时冒出一阵白气，上冲十余丈之高，久久不散——但闻空中有人声，说：“闷煞人也！闷煞人也！这可不有二百年了么？有二百年了不？岂料还真能重睹天日呢！”

姚十七猛里吓傻，趴在地上不敢抬头，但听得空中之人复又说道：“老兄不要怕！你放我出来，我是知恩感德的，必将有以答报，不会害你的。你回去罢，晚上我自会到你梦中去的。”这话说完，坛子也不再冒白气儿了，姚十七打掌缝儿里偷眼朝上一眄，晴天朗朗，万里无云。

不多时，姚十七的老婆来送饭食，看见丈夫趴在地上瑟缩觳觫，不能言语，呼之不能应答，撼之仍自惺忪，只好扔下食篮，将姚十七扶起，背回家去。回了家也是一样，姚十七竟日喃喃呓语、咄咄称怪，可又什么都说不清。他老婆看这是中了邪，便叹口气，跟姚十七说：“咱们只有出个汤、看着罢！”

“出汤”，黄、淮一代乡间向有此俗。持清水一碗，中间放三根筷子，左手扶筷子立住，右手自碗中掬水浇淋之，口中默呼鬼神之名。鬼神何其多，岂知该找谁呢？这里有一些机关。乡人但知仙鬼妖精，也如同人世，各有管束。只消呼求无误，那能够管事的正神明鬼，总会出头料理自家辖下的纠葛。一旦所呼求的正是闹祟者或者其直辖上司，那三根筷子便好似香炉里的三炷香一般，稳稳立于清水之中，不致倾倒。如此一来，冤头债主现形，再取茶一撮、米一撮，洒在碗里，念些个善颂善祷之词，阴司自然会有清审公断。遇上难以消解的闹祟，这一套是极有用的——此之谓“出汤”。

出汤出了一两个时辰，居然请到东岳大帝才见效验。姚十七不再发昏呓语，安安静静地睡着了。这一睡着，果然得梦——梦中的确有一伟丈夫，穿戴的并非本朝衣冠，额头上居然画了网巾，看上去还是个读书的。此人笑吟吟排闼而入，听说话腔调语气，也正是白昼空中那人。

“我叫俞寿贺，感君破坛相救之恩，特来相谢！”（下略）

张大春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是台湾极有天分、不驯，好玩得不得了的一位作家。跟张大春这样才华横溢的台湾作家交往，是一种动力，能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莫言

大胆地说，张大春可能是华文小说家里头装备全面、技法多变的高手——要什么有什么，而且样样精通。

——梁文道

他一身的好武艺，我辈中小说的工匠技艺部分有谁胜过他？

——朱天文

张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说界中，极富有创作活力的作者之一。

——王德威

我很早就认识大春，很喜欢他，这是因为在张大春创作里看到写作者非常清醒的自觉的追求。有一阵，在台湾，他是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因为他会炫技，但现在，他回来重新识字，写古诗，写《春灯公子》，他放下了现代小说创作者的身份，而变成一个说书人。

——李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