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全集（全10册）魏巍河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他不管什么事了，出发前听说住在一个山上。”
　　“现在呢？”
　　“听说他跟着中央纵队走，身体坏得厉害，现在不知道过来了没有。”
　　“唉，什么时候……”
　　话声停下来，好像彼此都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担架走出了树林。路上又是人流滚滚，尘土飞扬。王稼祥从担架上侧起头来，望了望那两个说话的人，一个是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另一个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小参谋肖明。这两个参谋今天公然议论“朝政”，而且语多不敬，要搁平时，至少要受到特派员的注意和查问，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1932年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1933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的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的交流。谈到激动处，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啾！”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1934年1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惟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