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清光绪浙江书局据宋本木刻《武经集要》原装2厚册一套全,超大开本28厘米, 6幅持弓、拉弦、骑马射箭版画,版画镌刻精美细腻,线条流畅,人物表情生动,英姿勃发。骑射歌诀一卷,收《孙子兵法》三卷《吴子兵法》二卷《司马兵法》三卷,凝聚了中国古代战争知识的精华,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对后世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官方刊刻牌记序言俱全,原装原封皮,古色古香,开本极为阔大,珍贵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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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品
仅1件
作者不详
出版人不详
年代清代 (1645-1911)
纸张竹纸
刻印方式木刻
装帧线装
尺寸28 × 17 × 1.5 cm
册数2册
上书时间2024-11-08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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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清光绪浙江书局据宋本木刻《武经集要¬》原装2厚册一套全,超大开本28厘米, 6幅持弓、拉弦、骑马射箭版画,版画镌刻精美细腻,线条流畅,人物表情生动,英姿勃发。骑射歌诀一卷,收《孙子兵法》三卷《吴子兵法》二卷《司马兵法》三卷,凝聚了中国古代战争知识的精华,在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中,对后世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官方刊刻牌记序言俱全,原装原封皮,古色古香,开本极为阔大,珍贵少见
原装2厚册一套全,书品极佳,骑射歌诀一卷,《孙子兵法》三卷《吴子兵法》二卷《司马兵法》三卷,6幅持弓、拉弦、骑马射箭版画,英姿勃发。大16开本,官方刊刻牌记序言俱全,没有虫蛀,没有衬纸,没有修补,品相完好
浙江官书局:清同治三年(1864年),为迎合清廷要员曾国藩创设官书局之动议,浙江省布政使杨昌浚、按察使王凯泰,呈请浙江巡抚马新贻批准,在杭州小营巷报恩寺设立了浙江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创立时间,魏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谓1864年,《杭州府志》则为1867年。另还有1865年之说。其首刻《钦定七经》和《御纂通鉴辑览》等书,于同治六年(1867年)印成销售。光绪年间,随着印刷业务量的增长而迁址杭州正中巷三忠祠。宣统元年(1909年),浙江巡抚增韫予以扩充,并设立浙江图书馆,附设官书局,遂又更名为"官书印刷所"。浙江官书局刻书,校勘精良,错讹极少,字体秀丽。其质量在全国各官书局中堪称首位。
《孙子兵法》:在孙武晋见吴王阖闾时就是一部独立的军事著作。既后又增加了他在吴国的战争经验,从而更加完备。它问世之后,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重视和流传。《韩非子•五蠹》说:战国时候,“藏孙(孙武和孙膑)、吴(吴起)之书者家有之”。从现存汉、唐、宋古籍对《孙子兵法》的征引看,就有好几种不同的抄本。银雀山出土的《孙子兵法》残简,是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抄本了,其中《形篇》就是文字不尽相同的甲乙两个写本。
在汉朝中期以前,《孙子兵法》十三篇是独立而完整的。西汉未年刘向《七录》则称《孙子兵法》三卷。不说“十三篇”而说“三卷”,可能是由于从简策变为帛书的缘故。而晚于《史记》一百多年的《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却记载为《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清朝学者毕以珣在《孙子叙录》中指出了这一篇帙骤增的原因。他说:八十二篇中,除了孙武见阖闾以前所作的十三篇外,其余六十九篇都是孙武的佚文。这六十九篇佚文,大部分已失传了。恢复十三篇原型的工作,直到距《汉书》六十多年后的东汉末年,才由曹操亲自完成。这就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宋朝《十家注孙子》古本。它把十三篇以外的六十九篇另编为《续孙子兵法》二卷。在《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著录,大概在唐以后才失传。
《吴子》: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着,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着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司马法》:古代重要兵书之一。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公元前356-前320年)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汉代对《司马法》评价很高。武帝时,“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位秩比博土”。(见苟悦《申鉴•时事篇》)司马迁称道《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见《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卷。东汉以后,马融、郑玄、曹操等人的著作中,都曾以《司马法》为重要文献资料而加以征引,据以考证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军制。晋唐之间,杜预、贾公彦、杜佑、杜牧等人,也多以《司马法》为立说的根据。可见《司马法》当时仍具有军事权威著作的声誉。宋元丰中(公元1078-1085年)把《司马法》列为《武经七书》之一,颁行武学,定为将校必读之书,其重视程度,也不减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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