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居士砖塔铭并程夫人塔铭
上海图书馆藏吴湖帆本，为珍稀的出土初拓本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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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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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吟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6
装帧精装
定价380元
上书时间2024-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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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居士砖塔铭》（以下简称《王居士》）立于唐显庆三年（658）十月十二日，上官灵芝制文，敬客书。十七行，行十七字。明季，塔铭原石出土于陕西西安终南山楩梓谷之百塔寺。
《王居士》书法风格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以下简称《雁塔》）相近。《雁塔》刻立于唐永徽四年（653），早于《王居士》五年，两者刻立地点亦相隔不远。《王居士》书法效法《雁塔》，这在理论上可以成立。因此《王居士》成为唐人学习褚字的早期范例，这点毋庸置疑。
《王居士》先后被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毕沅《关中金石记》、朱枫《雍州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等金石名著收录，声名大振，遂以“唐碑名品”之身份载入中国书法史册。
明季塔铭出土时，就已经断裂为三块，纵向裂纹一道，贯穿第六、第七两行间，将塔铭分成左右两半。“右半石”又有横向裂纹一道，贯穿各行之第十一、第十二两列间，将“右半石”分成“右上石”“右下石”上下两块。由于传世初拓本均为剪裱本，未见原石整幅拓本，所以笔者只能采用电脑处理方法，将剪裱本复原成整幅样式，以还其旧貌，给读者一个直观的碑石印象。
清初，塔铭佚失“右上石”，仅存残石两块。此后，左右两块刻石屡遭砸毁，“左半石”中断为二块，“右下石”也断成数小块。但传世早期拓本样式繁多，或仅存“左半石”拓本，或仅存“右下石”拓本，或早期的“左半石”拓本配补后期的“右下石”拓本，或早期的“右下石”拓本配补后期的“左半石”拓本，等等，两者拓工与墨色也截然不同。
近年来，金石界普遍接受了“左半石”“右下石”分藏两家的最新假设，使得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因为只有碑石分藏两家，两家各自分拓销售，藏家再各自配补，才会出现传世拓本繁多的组配样式。左、右残石拓本组配混乱，正好说明以上各类早期拓本之椎拓时间较为接近，笔者推测约为同一代人，前后历经数十年的光景，否则难以出现上述奇异的组配现象。康熙后期，郃阳碑贾车聘贤最终获藏《王居士》左、右两部残石，此后两部残石再未分离。至于车聘贤所藏《王居士》的面目如何，笔者在“赵之琛藏本”中找到了答案。此本的“右下石”裂为四块，“左半石”下截佚失，仅存上半截七十六字，系乾隆初年丁敬（龙泓）赠赵浅山者，赵浅山之子赵素门题跋曰：“父执丁龙泓谓予曰：是铭出土未久即裂为三，故‘大唐王居士砖塔之铭’上半截五行已碎去，其‘灵芝制文敬客书’下半截五行裂而为四，‘罄求彼岸’以下十一行裂而为三，下半截失去五十字后仅存七十余字，为碑贾车聘贤盗藏于家。”塔铭转归车聘贤收藏以后，传拓工艺精彩无比，证实车聘贤不愧为康熙年间最杰出的拓工。
道光以后，碑石收藏几经易手，凿损不断。再据“朱钧旧藏初拓本”之民国四年（1915）赵世骏题跋“又闻此石既复贮库，后为刘燕庭方伯所取携至京师，又入刘子重家。庚子（1900）之乱，刘氏之居毁于兵，石不知所在”可知，道咸年间，碑石曾经转归刘喜海（燕庭），同治年间再归刘铨福（子重），光绪庚子（1900）后不明下落。塔铭现藏陕西郃阳文化馆，近二十年来碑石又有缺失，惨不忍睹。乾嘉时期金石学兴起，碑帖收藏蓬勃发展，碑帖收藏家以收藏善本和稀见碑帖为荣。《王居士》在收藏史上的这段传奇经历，让它既饱受沧桑，又声名鹊起，最终成为清代碑帖收藏的“香饽饽”，搜集各种版本的《王居士》拓本成为一时风尚。基于此，早期拓本身价陡增，故各地翻刻纷出，仅笔者经手之翻本就有十余种，其中不少翻刻几可乱真，贻害无穷。嘉道以后，除翻刻早期拓本外，还有翻刻乾嘉以来之残石本。《王居士》版本纷繁，成为中国碑帖鉴定史上之“最复杂碑刻”。
了解《王居士》刻石屡拓屡毁、屡毁屡拓的经历后，我们愈发懂得初拓本的珍贵。《王居士》初拓本虽属明季拓本，但其珍贵性一点也不输宋拓本，件件都是碑帖顶级善本。著名者仅存六件：（一）朱钧（筱沤）藏本，有梁逢辰、何绍基、张廷济等人题跋，曾经民国有正书局影印出版。（二）吴湖帆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三）朱文钧（翼盦）藏本，有黄光烜题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曾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名碑善本》，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出版。（四）罗振玉藏本，有吴三锡、饶士瑞题签，另有王文治题跋，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日本博文堂有精印本，又有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翻印本。（五）沈树镛藏本，有沈树镛、翁大年题跋，今藏日本书道博物馆，民国时期有影印本。（六）过云楼藏本，后附吴三锡《王居士》临本，今在过云楼后人处。以上传本，均为剪裱本，《王居士》初拓本，至今未见整幅本，所见整幅皆为翻刻赝本。为何不见整幅初拓呢？因为早在康乾时期，初拓本就已极为罕见，奉为碑帖珍本，予以装裱成册，便于珍藏与临摹。这一现象，也出现于同时期的其他碑帖善本。传世宋拓、明拓、清初拓等珍本，绝大多数是裱本，整幅占比极低。这一现象同时还说明，碑帖置于案头临摹与欣赏是古人最通常的选择，而张挂墙上远观的整幅卷轴，是同治、光绪以后渐渐兴起的新样式。关于《王居士》“初拓本”的鉴定，是围绕着“翻刻本”展开的。此碑个别“翻刻本”作伪手段“登峰造极”，拓本几可乱真，拙著《中国碑拓鉴别图典》也曾误收翻刻。二〇一六年上海某拍卖公司一册翻刻本以八百万元落槌，成为《王居士》“史上最大的黑老虎”。此类用翻刻本来伪充明代“初拓本”，几乎无懈可击，唯一的败笔是：三行“后魏乐府”之“魏”字“禾”部，下撇与竖画泐连，露出了翻刻本的马脚。因为在清初乃至乾隆拓本中，“魏”字“禾”部之下撇与竖画依然完好，所以作为明末“初拓本”的“魏”字不可能有此类泐损。
此册吴湖帆藏本属于初拓“三断本”，即明末清初本，与《程夫人塔铭》合装。历经翁方纲（覃溪）、陆恭（谨庭）、缪曰芑（武子）、汪藻（筱珊）、彭翰孙（南屏）、蔡鸿鉴（秋蟾）等人递藏，另有韩崇（履卿）、梁章巨（茝林）、吴云（平斋）等人观赏钤印。民国二十六年（1937），吴湖帆从碑贾黄慰萱手中购得，旋归潘承厚（博山）。今为上海图书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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