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贵州-余秋雨黔东南纪行 旅游 贵州出版社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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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贵州出版社 编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21082435
出版时间2010-06
装帧平装
开本16
定价35元
货号504_9787221082435
上书时间2024-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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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 正版特价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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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部分
黔东南原生态察手记
伞下的侗寨
蚩尤的后代
我本是树
沿途漫谈（录音整理）
隆里
互生和谐的孤岛
肇兴
真正的公民社会
岜沙
人即树的生命哲学
三宝
谦恭自然和谐山水
西江
美丽超乎想象
镇远
诸神狂欢地
小结
原生态黔东南的力量
第二部分
记/随笔
隆里
回忆
肇兴
鼓楼
岜沙
小黄
二玉
记忆
西江
银饰
镇远
河流
凯里
黔东南的微笑
跋
内容简介：
余秋雨黔东南纪行借用有名学者之眼，让读者从他的视野里去看黔东南。余秋雨将肇兴、隆里和西江等黔东南旅游的闪光点很好地提炼了出来，站的角度很高。人与自然如何相处，他都用独特的视角作了诠释。图文并茂是本书系的一大看点，余秋雨的黔东南之行图片生动有趣，有效地为读者弥补了从文字里想象的缺憾。短短的行程，让余秋雨专门为一个地区打造几篇文章，这是罕见的，说明了余秋雨对黔东南对原生态有着深厚的感情。书摘靠前部分黔东南原生态察手记伞下的侗寨一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作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拔的钟楼。鼓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鼓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一次靠前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很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知道：咳，侗族大歌！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要说一说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汇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简直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予她们的未来妆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全都为青春在叮叮、闪闪烁烁。领唱的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试那么动人。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为主角。男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我一听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是一条河，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不轻易开。明天，或者后天，她们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大力度优惠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很小的芦笙。我们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历史的凝练和传承，的贮存和展开。二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石桥、小楼、窗，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优选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很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彩的特例。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很好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很好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会称许有加，留连忘返。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褊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三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是在鼓楼的，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老者们表情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会击响，寨老们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做的决定是很后决定，以示很好不错。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而过度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还有第二层，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不犯规矩，理所当然。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用脚爬，猫用爪抓，摸脚掐手，强摘黄花，这类事，事轻罚酒饭，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包含着长辈的慈祥气，因此很有禅。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寨老不是，没有任何。他们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热情地为我解释。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优选的体现。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作自己家的事，共同参与。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却又都不上锁。一位从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静的，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靠前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四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算是高的了。但我越来越觉得，对于眼下的村寨，万不能采取居高临下的察视角。在很多方面，它比我们的思维惯要高得多。如果说，生态是一门很重要的当代课程，那么，这儿是课堂。当地的朋友取笑我的迷醉，便在一旁劝说：还是多走几个村寨吧。我立即起身，说：快！离肇兴不远，有一个叫堂安的寨子。我过去一看便吃惊，虽然规模比肇兴的寨子小，但山势更加奇丽，屋舍更有风味。这还了得，我的兴头更高涨了，顺着当地朋友的建议，向西走很远很远的路，到榕江县，去看另一个有名的侗寨——三宝。一步踏入站住了。三宝，实在太有气势。打眼还是一座鼓楼，但通向鼓楼的是一条华美的长廊，长廊两边的上沿，画出了侗族的历史和传说。村民们每天从长廊走过，也把祖先的百代艰辛慰抚了，又把民族的千年脚力承接了。这个小小的村寨，一开门开在史诗上，一下子抓住了自己的荷马。鼓楼前面，隔着一个广场，有一排榕树，虬劲、苍郁、繁茂，像稀世巨人一般站立在江边。后面的背景，是连绵的青山，衬着透亮的云天。这排榕树，是力量和历史的扭结，天生要让世人在靠前眼领悟什么叫。我简直要代表别的地方表达一点嫉妒之情了：别的地方的高矗物象，大多不存在历史的张力；别的地方的历史遗址，又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绿。在这排大榕树的左首，也是鼓楼的右前方，有一座不大的“萨玛祠”。萨玛，是侗族的大祖母，至高无上的女神。我早推断，侗族村寨还有精神皈依。即使对寨老，村民们已经给予了辈份、威望的服从，却还不能算是精神皈依。寨老会更替，世事会嬗变，大家还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维系较为的象征力量，现在看到了，那是萨玛。问过当地很多人，大家对萨玛的由来和历史说法不一，语焉不详。这是对的，任何真正的信仰，都不应该被历史透析，像再准确的尺子也度量不了夜中的月光。我问村里几位有的时尚年轻人：“你们常去萨玛祠吗？”他们说：“常去。遇到心里不痛快的事去。”我问：“如果邻里之间产生了一点小小的盾，你觉得不公，会去找村里的老人、智者去调解，还是找萨玛？”他们齐同声：“找萨玛。用心默默地对她诉说几句。”他们那么一致，使我有点吃惊，却又很快在吃惊中领悟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看我猜得对不对。找公，其实是找倾诉者。如果让村里人调解，会有一方觉得不太公。萨玛老祖母只听不说，对她一说，立即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安慰。”他们笑了，说：“对，什么事只要告诉她了，都成了小事。”这么边说边走，我们走进了萨玛祠。我原想，里边应该有一座塑像，却没有。眼前是一个台，中间有一把小小的布伞，布伞下有很多鹅卵石，铺满了整个台，台边沿，有一圈小布人儿。那把布伞是萨玛。鹅卵石是她庇荫着的子孙后代，边沿上的小布人儿，是她派出来守护子孙的卫士。老祖母连自己的形象也不愿显露出来，全然化作了庇护的心愿和责任，这让我很好感动。我想到，世间老祖母、老母亲其实都是这样的，舍不得留给自己一丝一毫，哪怕是为自己画个像，留个影。于是，这把伞变大了，浮悬在整个村寨之上。一位从小住在萨玛祠背后的女士走过来对我说，村民想把这个祠修得大一点，问我能不能题写“萨玛祠”的三字匾额。我立即答应，并深感荣幸。世上行匆匆的游子，不都在寻找老祖母的那把伞吗？我还会继续寻找归程，走很远的路。但是，十分高兴，在云贵高原深处的村寨里，找到了一把帮我远行的伞。是鼓楼，是歌声，是寨老，是萨玛，全都乐呵呵地编织在一起了，编织得那么小巧朴实，足以挡风避雨，滤念清心，让我静静地走一阵子。
精彩内容：
靠前部分黔东南原生态察手记伞下的侗寨一这是翠绿群山间的一个小盆地，盆地中间窝着一个几百户人家的村寨。村寨的房屋全是黑褐的吊脚楼，此刻正朦胧着灰白的雾气和炊烟。把雾气和炊烟当作宣纸勾出几笔的，是五座拔的钟楼。鼓楼底层开放通透，已经拥挤着很多村民和过路客人，因为在鼓楼边的花桥上，另一些村民在唱歌，伴着芦笙。唱歌的村民一排排站在花桥的石阶上，唱出来的是多声部自然和声，沉着、柔和、悦耳。这些村民有一年被选到法国巴黎的一次靠前合唱节里去了，才一开，全场屏息，第二天巴黎的报纸纷纷，这是中国所有歌唱艺术中很容易被西方接受的一种。村民们没有听过太多别的歌唱艺术，不知道法国人的这种是不是有点夸张。但他们唱得比时更来劲了，路人远远一听知道：咳，侗族大歌！不错，我是在说一个侗族村寨，叫肇兴。地图上很难找得到，因此我要说一说它在地球上的准确方位：东经109°10’，北纬25°50’。经纬交汇处，正是歌声飘出的地方。唱歌的村民所站立的花桥像一般所说的“风雨桥”，很大，筑有十分讲究的顶盖，又把两边的桥栏做成两溜长椅。不管风晨雨夕还是骄阳在天，有不少村民坐在那里观看河景，说说笑笑。此刻，桥头的石阶变作了临时舞台，原来坐在桥栏边的村民没有起身，还是坐着，像是坐在后台，打量着自己的妻子、女儿、儿子的后脑勺。这些站在桥头石阶上唱歌的村民中，不同年龄的妇女都穿上了盛装。中年妇女的服装比较收敛，是黑为底的绣花衣，而站在她们前面低一级石阶上的姑娘们，则穿得华丽、精致，配上一整套银饰简直光彩夺目。据说，姑娘们自己织绣多年的大半积蓄，父母亲赠予她们的未来妆奁，都凝结在这套服装中了。这里的财富不，全都为青春在叮叮、闪闪烁烁。领唱的是中年妇女，表情比较严肃，但她们的歌声在女儿辈的身上打开了欢乐的闸门。我一遍遍地听，当地的侗族朋友在我耳边轻轻地介绍着歌曲内容，两头听下来终于明白，这样的歌唱是一门传代的大课程。中年传教给青年，青年传教给小孩，歌是一种载体，传教着人间的基本情感，传教着民族的坎坷历史。像那首珠郎和娘梅的叙事长歌，在向未婚男女传教着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忠贞，为了爱情与忠贞应该作出什么样的抗争，付出什么样的牺牲。歌声成了民族的默契、村寨的共识、世代的叮咛。但是，这种叮咛从来不是疾言厉，而是天天用多声部自然和声完成。这里所说的“多声部自然和声”已不仅仅是一个音乐概念，而是不同年龄间的一种共同呼应、集体承认。这里的课本那么欢乐，这里的课程那么简明，这里的教室那么敞亮，这里的试那么动人。这所永恒的学校，大多以女为主角。男是陪衬者，唱着雄健有力的歌，作为对母亲、妻子、女儿间世代叮咛的见证。他们更以芦笙来配合，不同年龄的男子高高矮矮地吹着大小不一的芦笙，悠悠扬扬地搀扶着歌声走向远处。女们获得了这样体贴的辅佐，唱得更畅快了。我听一位在村寨中住了几年的外来人说，在这里，几乎每天在轻轻的歌声中醒来，又每天在轻轻的芦笙中睡去。我一听点头，因为我这几天住宿的那家干净的农家旅馆，边上是一条河，永远有一群一丝不挂的小男孩在游泳，边游边唱。在近旁洗衣服的小女孩们不唱，只向小男孩们泼水。她们是主角，是主角不轻易开。明天，或者后天，她们要周周正正地站在花桥石阶的大力度优惠一级与大人们一起歌唱了。那些小男孩还站不上去，只能在一边学吹很小的芦笙。我们也可能在大城市的舞台上看到侗族大歌的演出，但到这里才知道，歌唱在这里不是什么“余兴节目”，而是生活的起点和终点，历史的凝练和传承，的贮存和展开。二歌声一起，吊脚楼的扇扇窗子都推开了，很多人站在自己家的窗听。这个画面从鼓楼这里看过去，也成了村寨歌会的辽阔布景。石桥、小楼、窗，这本来也是我家乡常见的图像。岂止是我家乡，几乎整个江南都可以用这样的图像来概括。但是，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重大差别。江南石桥边楼房的窗，往往有读书人在用功。夜间，四周一片黑暗，只有窗犹亮，我历来认为，那是文明传承的灯火。我也曾经对这样的窗灯火产生过怀疑：那里边攻读的诗文，能有几句被窗下的乡亲知晓？如果说，这些诗文的功用，是浮载着书生们远走高飞，那么，又留给这里的乡亲一些什么？是，这些书生不管是发达还是落魄，不管是回来还是不回来，他们诵读的诗文与故乡村庄基本无关。因此，河边窗的灯光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永远是陌生的，暂驻的，至少，构不成当时当地的“多声部自然和声”。侗族长期以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那些需要夜攻读的诗文。他们的诗文全都变成了“不著一字”的歌唱。这初一看似乎很不文明，但是我们记得，连汉族优选水准的学者都承认，“不著一字”极有可能是至高境界。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否定文字在文明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是对自己作一个提醒：从很宏观的意义上看，在文明演进的惯常模式之外，也会有精彩的特例。不错，文字能够把人们引向一个辽阔而深刻的精神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中要承担很好繁重的训练、校正、纷争、一统的磨炼，而磨炼的结果也未必合乎人。请看世间多少麻烦事，因文字而生？精熟文字的鲁迅叹一声“文章误我”，便有此意。如果有一些地方，不稀罕那么辽阔和深刻，只愿意用简洁和直接的方式在小空间里浅浅地过子，过得轻松而愉快，那又有何不可？可以相信，汉族语文的很好大师老子、庄子、陶渊明他们如果看到侗族村寨的生活，会称许有加，留连忘返。与他们不同的是，我在这里还看到了文字崇拜的另一种缺陷，那是汉族的饱学书生几乎都不擅歌舞，更无法体验其中的快乐。太重的学理封住了他们的歌喉，太多的斯文压住了他们的舞步。生命的本原来是载歌载舞的，在他们身上却被褊狭的智能剥夺了大半。欧洲的文艺复兴，其实是对于人类的健全和俊美的重新确认，从奥林匹亚到佛罗伦萨，从维纳斯到大卫，文字都悄悄地让了位。相比之下，中国的书生作了相反的让位。只有在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才会重新展现生命的更本质方面。三花桥石阶上的歌唱一结束，有一个集体舞蹈，歌者和观者一起参加，地点在宽敞的鼓楼底下。这时才发现，在集体舞蹈围绕的圆心，也是在鼓楼的，安坐着一圈黑衣老者。老者们表情静，有几个抽着长长的烟竿。他们是“寨老”，整个村寨的管理者群体。一个村民，上了年纪，又德高望重，有资格被选为寨老。遇到村寨安全、社会秩序、村民纠纷、节祭祀等等方面的事情，鼓楼的鼓会击响，寨老们会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议。寨老中又有一位召集人，商议由他主持。寨老们做的决定是很后决定，以示很好不错。寨老们议事也有既定规范。由于没有文字，这些规范成为寨老们必须熟记的“鼓词”——鼓楼下的协调规则，听起来很是有趣。石干城先生曾经搜集过，我读到了一些。其中一段，说到村寨的青年男女们在游玩中谈情说爱是理所当然，而过度扰和侵犯却要受到处罚，很典型地展示了鼓词的风格。且引几句——还有第二层，讲的是男女游玩的事。耳边插鸡尾，拉手哆耶，墙后弹琵琶，相依唱歌，依身在门边，细语悄言，不犯规矩，理所当然。倘有哪个男人伸脚踩右，伸手摸左，用脚爬，猫用爪抓，摸脚掐手，强摘黄花，这类事，事轻罚酒饭，事重罚金银，罚他一百过四两。这种可爱的规矩，本来包含着长辈的慈祥气，因此很有禅。真正处罚起来，还要看事端的质和事主的态度，有所谓“六重六轻”之分，因此需要寨老们来裁决了。但是，处罚也仅止于处罚，没有徒刑。因为这里的侗族自古以来都没有，没有监狱，当然更没有军队。寨老不是，没有任何。他们与村民一样耕种，养家糊，犯了事也一样受到处罚。他们不享受钱物方面的补贴，却要承担不小的义务。例如外面来了一些客人，他们要分头接到家里招待。如果每个寨老都接待了，还有剩余的客人，一般由那位寨老召集人负责了。“因此，一位长者要出任寨老召集人，首先要征得家里儿女们的同意，需要他们愿意共同来承担这些义务开支。”两位年轻的村民看我对寨老的体制很感兴趣，热情地为我解释。我一边听，一边看着这些黑衣长者，心想，这是我心中长久向往的“村寨公民社会”。道家认为，一个社会，机构越简负累也越简，规则越少邪恶也越少。这个原则在这里得到了优选的体现。我所说的“村寨公民社会”，还包括另一番含义，那是，村寨是一个大家庭，谁也离不开谁。到街上走走，能看到很多妇女一起织一幅布的情景。这里的织布方式要拉开很长的幅度，在任何一家的门院里都完成不了，而是需要四五家妇女联手张罗。这到底算是一家织布几家帮忙，还是本来是几家合织？不太清楚。清楚的是，长长的棉纱把好几家人家一起织进去了。织布是小事，遇到大一点的事情，各家更会当作自己家的事，共同参与。更让外来者惊讶的是，家家户户收割的粮食都不藏在家里。大家约定放在一个地方，却又都不上锁。一位从这儿出生的学者告诉我，在侗语中，根本没有作为名词或动词的“锁”的概念。入夜，我站在一个杉木阳台上看整个村寨，所有的吊脚楼都黑乎乎地溶成了一，不分彼此。这样的村寨是真正静的，静得连梦都没有。只待晨光乍露时靠前支芦笙从哪一个角落响起，把沉睡了一夜的歌声唤醒。四我所站立的杉木阳台，是农家旅馆的顶层三楼，在村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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