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件事是,2013年参观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德国汉语教学历史展。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Dr. Mechthild Leutner)和余德美女士(Dagmar Yu-Dembski,1943—2023)带领孔院团队对德国汉语研究与教学300多年的历史做了系统梳理,展览很成功。其间,德国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声称发明汉语速成方法“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并待价而沽的神奇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观众。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语言从基督教意义上神谕的载体变为人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工具。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认为:解释不清语言,就解释不清人何以能认知世界,就无从谈论知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相信,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可以构成人类思想的“通用字母”,一种“普遍语言”将让人类各民族间的交际不再有语言的障碍。此时汉语被介绍到了欧洲,给寻求普遍语言的热情增添了活力,莱布尼兹和洛克等人都试图在汉语和汉字中找到启发,借助“普遍语言”或“元语言”实现人类普遍交流和普遍认知,回归到“前巴别塔”时代的神性境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莱布尼兹要向米勒请教快速有效学习汉语的方法。不过,史学家认为,莱布尼兹在学习汉语方面并未获得他希望得到的帮助,米勒最终也没能像他宣扬的那样公布汉语速成的方法。虽然米勒的汉语速学法被认为是商业炒作,但我们仍然能够从欧洲人17世纪热衷普遍语言探索的举动中感受到语言知识被赋予的崇高地位。当时的人们认为,语言是人回到神性世界的钥匙。
第二件事是,柏林各大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夏天都要联合举办“科学长夜”活动,向市民公开展示各自的研究成果等等。向社会开放,是学术和文化机构的社会责任;而时间放在晚上,是为了方便白天工作的市民。洪堡大学地处城市中心,每至“科学长夜”,校园里熙熙攘攘,各类学术活动丰富多彩。该校亚非所也经常组织展示活动,有些年份还邀请来自亚非国家的专家介绍各自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内容陌生或是活动的形式单调,亚非所的展示不像其他“学术摊位”那么热闹,来此体验的人不多;而我差不多每次都去看看,一是有兴趣,二是这里相对安静。有一年的“长夜”上,亚非所展出了一些声音资料供参观者体验,是很多年前非洲人的录音,尽管听不懂,但从声音档案可以想象出说话人可能的遭遇,感受到殖民统治年代压迫者的傲慢和被压迫者的悲惨。俾斯麦时期(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进入了殖民扩张的行列,但帝国缺乏与殖民地区相关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也因此更缺乏能够经营和管理“殖民事业”的人才。这促使俾斯麦在1887年设立了“东方语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简称SOS)。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现称洪堡大学),但在联邦政府(外交部提供经费)支持下独立运作,主要目的是为各领域培养会目标地区语言、懂目标地区社会文化情状、能够从各方面参与殖民事务的人才。这样一项对帝国十分迫切的任务,是当时学科划分日益细化的传统大学难以完成的,它需要学科间的交叉协同和行政资源的协作整合,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又独立运作的原因大抵如此。德国人的做法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英国人认为,德国建立东方语学院是在与英国竞争殖民实力;他们甚至把德国每设立一个东方语新教席比喻成新造了一艘军舰,并宣称英国人不应输掉这场由德国人挑起的“东方学竞争”。这段历史催生了后来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德国东方语学院的建立、发展及由此激起的英德东方学竞争的历史看,19世纪欧洲外语教育机构的建立与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相伴而行,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政策的一部分,外语是实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工具。
多年后的1769年,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面向欧洲设奖,征集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文章。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论语言的起源》,在与当时多位不同专业、很有影响的大家的作品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语言学史上的经典。该书反对语言神授说,主张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为人,皆因其有语言,悟性是人类内在属性,而语言则是外在标志。法德两个科学院关注议题的差异,也许为我们今天观察两个民族的异同提供了一些启发:法国人很关心社会问题,而德国人更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类所独有的“悟性”与语言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特征有助于了解不同民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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