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雅各文集·第2卷·中国圣书(二)：易经

从西方人的视角领略《易经》的博大精深。被西方世界奉为《易经》翻译的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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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雅各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42752

出版时间2024-12

装帧精装

定价98元

上书时间2024-12-13

评价160好评率 100%

m***3
已经在孔网集齐了香港大学出版: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总心心念念大师的东方圣书。今天收到商务书局顺风发来的《礼记》，非常惊喜!纸质一流，设计精美!特别是大字体，阅读舒服护眼!大赞大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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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后
王晓波是台湾受政治运动和思想管控影响一生的学者。这段有意思，是中国思想史一直追问的一个溯源问题：为什么西方走向了民主商业自由社会，而东亚走向了思想专制社会。八十年代纪录片*的探讨也源于此。推及摩尔根古代社会和由此产生的恩格斯的家庭婚姻私有制起源，大概都从中国古代找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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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理雅各是19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其中国典籍译著在西方汉学界久负盛名，他的《易经》英译本不仅在其生活的时代开创了西方关注中国文化的新纪元，而且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仍然被西方世界奉为《易经》翻译的母本，受到汉学界的高度崇尚和广泛阅读。

内容简介：

《理雅各文集》第2卷辑录了由理雅各译注的《中国圣书（二）》《易经》。该书采用英国学者马克斯·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主编的《东方圣书》第16卷的英文影印本，于1882年出版。其中理雅各所撰序言和导论及费乐仁（Lauren F.Pfister）撰写的导读，均译成中文，收入本卷。

作者简介：

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英国著名汉学家，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儒莲奖”首位获得者（1875），曾在香港工作生活三十年时间。英语世界唯一完整翻译“四书”“五经”的学者，为西方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典籍西传做出重要贡献。

目录：

本卷导读 /费乐仁

中国圣书（二）

序言

导论

THE YÎ KING （易经）

索引 /费乐仁

试读章节：

我于 1854 和 1855 年做过一个《易经》的译本，包括“经”和“传”两部分；但必须承认，当译稿完成之时，我对这部书的意旨和方法知之甚少。我把这几卷包含我劳动成果的手稿放在一边，我希望并确信，有朝一日，我将得到一条线索，带领我认识这部神秘的经典。

然而，还没有等到那一天的到来，1870 年，这部译稿在红海的海水中浸泡了一个多月。经过认真处理，它才得以恢复，字迹仍可辨认；但直到 1874 年，我才能够持续地关注这部书，揭开它的秘密。于是，我相信自己第一次抓住了那条线索，并发现我 20 年前的努力根本无济于事。

早年妨碍我理解这部书的本质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把它的“经”与“传”分开：“经”通常被认为是文王和他的儿子旦所作—我认为这是对的；在每一卦之下，又夹杂有第一、二、四传与之有关的内容。学习《易经》的学生开始会认为这是一个优势。他们会认为，所有的“传”都是孔子所作，并与经文结合构成一部完整的书，而且很高兴能把“三圣”的观念集中在一起。但我现在认为，经与传（就算传的作者为孔子）的创作时间间隔大约有 700 年，而且它们的主题常有分歧。我正确理解《易经》的第一步是把经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进行研究。这样做很容易，因为 1715 年刊印的《御纂周易折中》就是把经与传分开的，其中有许多评注。

通过制作八种不同的索引—经文一个索引，每传一个索引，这就使得该书的脉络变得更清晰了。通过这些索引可以看出，“传”中的许多文字和那些尤其为汉学家所认可的《易经》的特征性文字，在“经”中根本就找不到。而且，更全面地了解“传”的语气和风格之后，我确信，虽然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它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不是出自孔子，但除了编纂者以“子曰”引出的段落之外，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任何部分为孔子所作。

通过以上所述方式研读了经文之后，我很快形成了对《易经》的目的和意义的看法——我在“导论”第二章中对此有描述；我很高兴地发现，我对卦爻辞的阐释与汉代以降的大多数著名评注家的阐释基本一致。他们没有像我这样形成如此精炼的体系，而且他们相信孔子为“十翼”的作者，并因此而受到束缚；但他们的观念与我大致相同，而且在分析文本时同样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任何汉学家，只要检阅一下 1682 年由翰林院编纂的《日讲易经解义》——我常称之为“日讲”，将会看到我的观点与此书所阐释观点的一致性。

发现了理解《易经》意义的线索之后，仍然存在着翻译的困难。《易经》独特的风格使它很难用通晓的语言表述出来，这使它成为所有儒经中最难翻译的一部经典。我想，有汉学家会继续——至少会在一段时间内——认为《易经》作者的意图是将其作为一部卜筮用书；当然，卜辞确实会用神秘的措辞所掩饰。尽管有《易经》成书的记载，也有说它为文王及其儿子所作（我有理由采纳这个观点），但是他们却用占卜者的方式书写。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乎没有哪部书的翻译难度堪与这部书相比。

我在 1854 年翻译此书时，努力让我的英文表达像汉语原文那样简洁。结果，我写下的英文大多是词语的堆积，很少或没有句法连接的标记。我这样做是遵从了雷孝思神父及其助手的拉丁文译本的先例（参见“导论”）。但他们的译文几乎不可理解，我的译文也好不到哪里去。在我发现了理解《易经》的线索之后，我便想到了如何克服这一困难—实际上我在其他儒经的翻译中已经无意识地这样做了，即汉字（words）不是语言的表征，而是思想的符号，由汉字组合而成的句子无法表征作者所言，而是表征作者所思。因此，译者字面直译则是徒劳。当译者通过表征作者所思的汉字与作者的思想达成同情之时，他就可以自由地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最佳表达方式来迻译作者的思想。这是孟子解读古代诗歌所遵循的原则：“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在学习中国经典的时候，不仅要理解作者所使用的汉字，更要参与到作者的思想中——以心见心（the seeing of mind to mind）。译者由此而理解的经典（canon）不是特许的经典。译者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准确和简洁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但他有必要在译文中增加一两个单词以表明作者真正的想法。我一般都用括号把增加的字词括起来，但我在想是否可以去掉这些括号，因为我相信英语译文中没有什么内容不是对作者思想的表述。然而，我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使译文被读者理解。如果读者最终断定有关卦的内容是“无事生非”（much ado about nothing），那么为此而应该负责任的不是译者，而是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