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 王龙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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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 王龙飞 著

探究敌后全面抗战八年坚持不懈最终胜利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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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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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龙飞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242356

出版时间2024-09

版次1

装帧精装

定价60元

上书时间2024-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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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读者对象:对抗日战争史、中国近代军事史感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 
宣传语:探究敌后全面抗战八年坚持不懈最终胜利的奥秘。 
编辑推荐:
全面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反侵略战争中首次取得全面胜利。在七七事变后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全国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其所坚持的全面抗战路线总结起来,就是广泛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从而汇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激发全体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本书直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太行根据地,深入研究了“人民武装”体系,聚焦敌后抗战的“全面”性,利用大量一手史料,考察了“人民武装”体系的建设、运转、对战争的影响、与群众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这个体系的建设过程和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乡村社会的革命性改造的关系。这种重实证、重落地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敌后抗战乃至革命胜利的理解。 
内容简介: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仅成功应对了日军频繁残酷的“扫荡”,还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从几万到百万的迅猛发展,为未来奠定了重要基础。不同于相对安定的陕甘宁根据地,地处晋东南的太行根据地一直是对日斗争前沿,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此外还有阎锡山在此深耕多年。中国共产党初到此地既无基础,且生存形势严峻:太行山区空间局促,人力资源有限,兵源基础薄弱。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最终在这里实现了大发展,这种巨大历史反差背后关涉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武装体制和强大的动员能力。归结起来,本书拟着重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抗战的”;一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实现武装力量大发展”。二者关乎中国共产党如何最终领导革命走向成功。 
作者简介:
王龙飞,湖北黄梅人,1985年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学士、硕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近年主要研究中国共产党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及中国现代政党史,尤为关注变动社会中的个人与组织、思想与行动、制度与人事。主持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多项,在《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简目:
前言
第一章  八路军进入太行
第二章  太行根据地党政组织核心的形成
第三章  军区制与群众武装体制
第四章  减租减息运动:以斗争促动员
第五章  民兵的粮食、武器及训练、管理
第六章  游记秩序的建立
第七章  民兵参军参战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试读:
在这场实力对比严重不均衡的较量中,广大群众是影响较量结果的最重要因素。中共在抗战中没有实力与日军进行大规模的正面作战,但借由广大群众,并组织起群众武装,使敌人即便占领了点线,即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也无法避免陷入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在点线之外的区域更是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处处受制却又找不到作战对象,只得被持续围困、不断袭扰、逐渐消耗,直至不能为继。
……对于中共领导的包括沁源围困战在内的如此不同寻常的斗争方式,日方战史认为日军在华北与中共的战争“不是以往的持久战,也不是消耗战,而是一种独特的战争”,其独特之处在于敌人的性质模糊不清,不知道该以谁为打击目标;战线不明确,敌我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变化无常。对于交战对手中共势力,他们的认识是“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完全不同”。这种方式虽然对整个战局、对打败日军所产生的直接作用有限,但其重要价值在于无论环境多么严酷,中共领导下的军民始终作为一种抗战力量顽强存在着,日军必定有相当的兵力因之被牵制。
与此同时,中共还在持续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将所在地真正变成根系发达的根据地。以沁源围困战为代表的围困作战是典型的山地游击战,体现了中共最基本的抗战方式,日军在沁源的遭遇也是其在华北所遭到来自中共的最大、最麻烦的挑战的缩影,沁源围困战的结果则正表明中共这种广泛发动和武装群众,最大限度坚持抗战和守卫根据地的“全民皆兵”之抗战策略是行之有效的。
……
与日本这个强劲对手多方位、长时间的斗争,客观上于中共也是一种极强的锻炼。经过抗战的中共不仅没被削弱,反而积聚了足以影响和改变时局的力量,为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双重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后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阐述共产党人建立“新中国”的使命:“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如此看来,聂荣臻的如下论说明晰道出了中共在根据地建政的历史意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决不只是抗日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武装斗争问题,它包括着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权机构的改革,经济政策的规划,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它既是对一个旧社会的改造,又是对一个新社会的开创,具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雏型这样一个广泛而深刻的性质。”
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部官员1945年2月发回华盛顿的内部报告说:“(众多证据表明)没有理由怀疑中共武装力量和中共抗日政府受到民众普遍的支持,这是我们接下来必须重视的事实……这是中国近代以来首次出现得到民众广泛拥护的、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统治着中国广大区域的政府。”将散漫的民众组织起来是晚清以来一代又一代无数仁人志士的热切期盼,“全民皆兵”便是极致化实现形式。从实际历史进程来看,中共在全面抗战时期在太行这样的敌后根据地造就了“全民皆兵”的局面,而这种深度改造和重组社会的努力,既帮助中共度过抗战难关,也为从局部建政走向全国执政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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