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第三辑（全6册）9787550638273

周振鶴

十五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盡管今天稱之爲兩個世界的相遇，但仍排除不了主被動的歷史事實——成就了世界史的書寫。不但是新大陸的發現使全球史成爲可能，而且達伽瑪繞過好望角使印度洋不再被誤認爲内海，同樣是一個非凡之舉。更重要的是，從此往後，歐洲人對東亞的認識從馬可波羅信信疑疑的故事轉入到接近信史的階段。只不過，這一過程進行得並不算快。作爲傳播東亞現狀主力軍的天主教傳教士一直要到十五世紀的後那一二十年，才得以進入到天朝大國的境内，而此前天主教在印度已經傳教近半個世紀了。中國門禁之嚴，舉世無雙。盡管如此，一五八一年，羅明堅還是從澳門到達廣州，不久，利瑪竇亦接踵而至，終於緩緩地開啓了中西文化接觸的新紀元。

雖然十六世紀末進入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不是只有耶穌會一家，但其他傳道會如方濟各會、多明我會與奥斯丁會，或者斷斷續續，或者規模不大，或者只在下層傳教，影響有限，統統不如耶穌會士對中國的瞭解深刻，留下的影響大，耶穌會士寄回歐洲的報告與信件成爲當時歐洲人瞭解中國與日本的主要渠道。所以有人認爲，耶穌會士在歐洲啓蒙時代書寫了有關中國重要的主叙事，這個看法是一語中的的。因爲耶穌會士的成功，即在當時，西方人也將所有天主教傳教士等同於耶穌會士。以至於當一七八年馬國賢神甫等人想要搭乘英國船隻前來中國時，擔心中國人找麻煩的東印度公司船主一定要他發誓不是耶穌會士才肯搭載，而這一點自然難不倒馬國賢，因爲他真不是耶穌會士，而是一個小修會——虔勞會——會士。

如果以上所説耶穌會士書寫了有關中國的重要的主叙事的判斷是成立的話，那麽倒過來講，耶穌會士也爲中國人書寫了歐洲的主叙事。十六世紀末傳教士來華自然是爲了傳播天主教義，但爲了傳播能够成功，方法是必須講求的。原來耶穌會士的規矩裏就有適應戰略的意思，尤其是作爲巡視員的范禮安更是對此主張極力，於是入鄉隨俗成爲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以後所有言行的基本準則。在這一原則下，耶穌會士們先得學好漢語，然後以之爲工具向中國人進行傳教。利瑪竇一開始就認爲要從上層入手，將知識分子與官員作爲傳教的主要對象，而不像他們的方濟各會同事們始終將傳教對象局限於下層的貧苦大衆。事實證明，這一傳教的基本策略是正確的。除了對象以外，傳教的方法當然十分關鍵，這其中又包括兩方面的内容，一是以什麽身份傳教，二是藉由什麽工具能够使傳教達到好的效果。於是嘗試開始了，當然免不了有試錯的可能，譬如初以和尚的面目出現。

起初，耶穌會士以爲中國人普遍尊崇佛教，而且佛教又是來自印度，於是他們就先以和尚的面目進行傳教，將基督教義披着佛教的外衣行世。羅明堅與利瑪竇在華的個正式的落脚點是廣東肇慶，他們在那裏設立了一個仙花寺，自稱是天竺國僧人。羅明堅并且在那裏寫出了耶穌會士的部中文傳教著作《天主聖教實録》，序言没有署具體的作者名，只署天竺國僧而已。然則時間一長，羅、利二人慢慢發現佛教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地位並不崇高，於是待到利瑪竇將傳教地點從肇慶轉移到韶州的時候，他就直接改成儒士的打扮了，這就是我們常見的那幅利瑪竇頭戴儒巾的形象。那時，羅明堅已經被派回歐洲去争取資助了，而且因故再也没能回到中國來。於是在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從此就以利瑪竇爲表徵，開啓了基督宗教第三次進入中國的歷程。

應該説此次天主教來華的運氣是比較好的，客觀環境正處於晚明的“天崩地解”時代，有利於基督教義的傳播。明代後期，王陽明心學興起，“不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的離經之言大大解放了讀書人的思想。略去其他方面不説，即地理學方面已造就了徐霞客與王士性這樣的地理學家，在没有外來影響的情况下，促成了自然地理學與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從而使中國的地理學從歷史學的附庸地位獨立出來。萬曆以後，思想解放愈演愈烈，甚至出現了李贄這樣偏好異端離經叛道的儒生。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資源，天主教傳教士的傳教活動除了其他吸引力外，新鮮感本身就是一種號召。晚明的中國大環境似有點讓傳教士們感覺到如魚得水，雖然教徒的數量並不理想，但皈依者的質量却很高。徐光啓、李之藻與楊廷筠這樣的士人成爲入教受洗的中國教徒中官位者，也是學術成就著者，號稱天主教在華三柱石。除“三柱石”以外，還有許多心性與知識皆是一流的知識分子接受了天主教義。

對於典型的儒家人物爲何能輕易接受天主教義，不少人總是心存疑問。其實儒學者接受西洋宗教觀念並没有實質性的困難。從中國文化的本原説來，中國人本來就具有宗教觀念不强的特點，我們對現世人倫的關切勝過對彼岸靈魂的安頓。進而言之，就儒家而言，不過只是學派，並非一種宗教——盡管目前許多人想要證明儒教的存在——因此在信奉天主教時並不存在改宗的根本性難題，因此除了不重婚、不墮胎這樣的基本要求之外，儒生們信仰天主教可以説没有任何的困難。這是中國士人成爲天主教徒的基本前提。當然中國人不是没有信仰觀念，也不是没有各種崇拜，例如祖先崇拜與聖人崇拜就是中國信仰範疇内的兩項重要内容。以至於天主教傳教士認爲這兩樣信仰屬於異教範疇，禁止教徒有祭祖與拜孔的行爲。其實嚴格説來中國人真是缺乏印度與西方那樣的宗教觀念。中國人的信仰雖然極其豐富，在祖先與聖人崇拜之外，各種類型的民間信仰豐富多彩、五光十色——魯迅曾説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於道教，其實這裏的道教也不是純粹的完形的宗教，而是攙雜無數民間信仰的混雜物——但是彼岸與靈魂的概念是没有的。雖然中國人的宗教觀念比較淡薄，但這並非是中國文化的一種缺陷，這只是一種與西方文化不同性質的文化的特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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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汉籍丛刊》是国家十二五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主编， 汇集了国内众多高校学者参与其中。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出版辑六册与第二辑八册，共收录相关文献五十余种。第三辑遴选收录明清时期传教士汉籍文献13种，其中《神鬼正纪》《日晷图法》等多种重要文献为首次整理出版：高一志《神鬼正纪》一书，该书是明清时期传教士首次完整介绍天使论，并与中国本土神鬼思想进行对话的著作，以往学界关注不多，此次予以整理出版；庞迪我述、孙元化译的《日晷图法》，是明清时期对日晷作法介绍为全面的著作，此前均以抄本存在，此次整理者历时数载，搜集到国家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四种抄本，参酌考证整理而成，希望此书首个整理本的出版能够引起学界关注。相信该书的出版将会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