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9787208161672

自 序

本书为200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出版拙著的增订版，原名《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是笔者探讨中国的民族与国家思想系列著作的*册。当年写下这样一部书的一个*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中国为什么一定坚持多民族国家的构造形式，反言之，就是想要探讨多民族国家构造为什么对于中国具有如此大的魅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自然需要搞清诸多前人没有系统涉及，但是要想回答上述主题就必须首先搞清楚的问题。首先，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究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还是汉族这个中国*的民族集团后来的主观的肆意解释？第二，如果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么它的原动力在哪里？第三，如果真有这样一种使中国走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原动力，那么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是否形成了一个追求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规律？第四，谁是能够感知和实行这种原动力的主体？尤其重要的是其中是否包括了周边的民族集团？*后这一点其实至关重要，因为它还是贯穿了以上所有问题的一条主线，今天许多人对中国多民族国家构造形式所感到的疑惑，事实上大多都与此相关。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当初也曾经抱有很多的疑惑，内心也十分纠结。因为，如果说有这样一种让周边民族也可以成为主体的原动力，那么如何解释近代以来此起彼伏地发生在西藏、新疆的维吾尔地区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的标榜民族独立的民族抗争问题？然而，如果说没有这样一种让周边民族也可以成为主体的原动力，那么如何解释一个小小的“中原”能够扩展到今日之庞大“中国”的事实？如果说这都是通过战争征服的手段所取得的，就像有人指责中国从商周时起就开始歧视和欺压周边国家和周边民族集团，那就会使我们这些曾经受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之教育的人们，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中国”“中华文化”至今绵延不息的历史事实。
周边的民族集团也是让中国走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主体，这一点也可以从今天的民族独立运动只是发生在部分地区的部分民族集团中一事上得到证明。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强烈表现，不外乎打破现有国家构造，争取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思想和运动。其实，这只是一个受到近代国家思想影响的表现方式，这与历史上中国周边各民族集团表现自己的方式不同，那时的各民族集团大多都通过不同手段争取让自己成为主导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主体。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目标，其实就是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的“多民族性”，而领土并不能代表*义的价值。仅从民族问题的现状中无论如何都无法看清民族问题的实质，对于具有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中国来说，这一点更是不容置疑。
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包括之后接受中国文化思想的人们）对世界的原初认识，追溯到在这种认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神灵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个人—集团—社会—国家四者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权威与权力之间、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笔者认为，只有在这一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正确掌握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演变，理解各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和各个政权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得失，进而思考近代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找到解构近代民族问题的关键。
出于以上考虑，本书首先在*、第二章中利用先秦时期的资料和实践，解读中国民族思想和国家思想的来源、特征和意义。从第三章起，按照时代对各个中国王朝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和实践进行分析；而分析的程式，是按照从制度到思想、再从思想到文化的步骤：首先研究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判断其是否是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或以组织多民族统一国家为目标；然后通过具体研究其组织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政策决定过程和政治行动过程，观察其处理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的方式，并从中解析出其关于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后，针对上述有关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思想和实践，分析其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尤其是对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进而从传统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角度寻找和发现支持这种思想的原因。第八、第九、第十章，从中国国内社会变动和围绕中国的国际局势变动两个方面，分别通过再现晚清体制政策、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这三个历史过程中的各种历史事件，梳理其中各种具象的和抽象的关联，从民族与国家关系之思想的角度探讨中国为什么会走上建设近代国家之路，之后又发生过什么演变及其原因，尤其注意到在这些过程中如何处理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问题。毫不讳言，笔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与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思想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鸿沟，西方的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的导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许多棘手的、至今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而中国至今仍然无法彻底解决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与它无法彻底放弃文化传统，包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传统思想有关。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本书较旧版在该部分做了较大的调整，增添了新的章节。
拙著旧版出版以后，很多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课程将拙著列入教材或文献，也出现了盗印和私自收入资料库传送至互联网的现象，而许多好友、同学又多次向我表达希望再版的愿望。其实我也早有此意，因为旧版中有许多当初未及整理而出现的语言混乱及叙述不清的地方。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再版一直未能如愿，其中*的原因莫过于笔者的忙碌和懒惰。因为拙著希望给读者展示的是上下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和思想的全息图景，不仅时时处处都要考虑与深邃的中国思想文化之间的多重关系，还要准确把握历史进程的大方向，同时还要深入分析并揭示各种历史事项的意义所在，即使如今再次校对增补，也是一个需要花费时日和心血的大工程。事实上，此次增补从开始到完成，也花费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虽然整体结构上变动不是很大，但是在思路上做了许多新的调整，章节上做了部分增减，文字上也做了大量的修改。
在这里，笔者要首先感谢好友—台湾政治大学周惠民教授的支持，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推荐，恐怕笔者不会产生修订旧版的气力和信心。同时还要衷心感谢政大出版社能够慷慨答允出版拙著，特别感谢总编辑刘维开教授和林淑祯编辑，如果没有他们的友情和支持，拙著无法以这种形式与如此速度问世。近年由于工作关系，笔者与台湾学界有了更多的交流。台湾学者的诚实、诚恳、热心和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拙著中的很多思想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启示。由于篇幅关系，笔者无法一一致谢，但在心中深深感谢着这些多年来一直支持和激励我的台湾学术界的好友和挚友们。笔者还要感谢神户大学研究生院的同学们，尤其是李丰博士和程书嘉同学，在自己也很忙碌的情况下认真地帮助笔者校对了全文。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笔者不由得想起一位与拙著有缘但已经去世的大家—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当初他在看到拙著书稿之后，立即告诉笔者他愿意推荐给中华书局出版，只可惜笔者当时已与其他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约。如果不出所料，白寿彝先生之所以能够看出拙著尚有一定学术价值，应该和他出身于穆斯林家庭有关，因此先生看出了拙著对多民族国家形式的推崇和对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评价。但愿此次拙著的出版不辜负先生的期望，能够对诠释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做出一些学术上的铺垫。
*后谨以此书献于我亲爱的母亲与两位一直守护在母亲身边的弟弟。四十余年献身于教育事业的母亲，多年来一直在远方默默地守望着笔者在学问中耕耘，此次拙著的出版也与她的支持无法分开。祝愿母亲永远安康，让儿子能够一直有继续问学的精神力量。我深爱的两位弟弟多少年来不弃不离，送走父亲，照看母亲，还要不时照拂这个远方的不尽孝悌之责的兄长，而我却只能借此机会表达我的深谢和歉意。

书摘1：

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也是打开中国国家之所以能够在历史的长河中绵延不绝、从小到大之谜的一把钥匙。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可以用以下三点概括：近代以前的中国王朝追求天下国家，进入近代以后的中国政权追求民族国家，而近代以后的国内社会现实和国际政治又迫使中国各个政权在建设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的理念之间摇摆。本书主要从前两点的角度进行探讨。

但是，近代以前的中国为什么追求天下国家？进入近代以后中国为什么追求民族国家？近代以后国际国内的社会现实为什么又会让中国在追求民族国家与天下国家之间摇摆？这些问题却并非各自一句话就能够概括的。本书着重于中国的政治构造与文化制度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追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探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及其在各个时代的继承演变，研究各个时代的民族关系和各个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性质和得失，通过对不规则的历史事项的再次审视来发掘历史的规律，希望所得出的结论，能够用来回答国际社会对中国追求多民族统一国家形式的质疑，也对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今天的民族问题能够有一些启示。

书摘2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的萌芽期。中国初期的国家构造已经体现了“天下思想”。中国古代的文化制度就是政治制度，“天下思想”就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天下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把“天下”等同、限定于“中国”，在解释了“中国”在“天下”中所处地位的同时，还规定了周边民族集团在“天下”体系中的地位。按照正统王朝思想的理解，“天下”从地理上可以分为“九州部分”和“九州之外、四海之内”两个部分，从方位上可以分为“中国”与“四夷”，而在民族集团的层次上又可以分为“华夏”和蛮、夷、戎、狄。被称为蛮、夷、戎、狄的异民族集团也被列入“天下”的体系之中，这就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起源，也是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传统的精神土壤。

中国初期国家社会时期的“天下”实际上是一个“三重的天下”。在这个“天下”的体系中，蛮、夷、戎、狄之所以被设定在*的地位上，也有他们按照“内”“外”之分处于周边的原因。“多重型天下”的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的特征。*点是在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中“四夷”也被看作是必不可缺的一部分，第二点是这个“多重型天下”的体系为蛮、夷、戎、狄进入“中国”提供了可能，因为“多重型天下”的思想摆脱了狭隘的血缘意识，将政治和文化作为划分的标准。尤其是*点，即“多民族性”才是“天下”本来的真实面貌、才是正统“天子”的统治正当性和合法性标志的思想，在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形成和传承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书摘3

中国历史上由非汉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大都是以北方民族为主人公。如辽和元，这些王朝政权*初都是发生在位于“中国”外侧的地区，因而对中国的统治只能是通过战争的手段才得以实现的，所以与“中国”的民众之间必然存在着民族隔阂和民族对立。而面对人口数量相差悬殊、文明形态差异巨大的事实，为了对汉人进行统治，征服王朝也会导入中华王朝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以便以“华”治“华”，同时自己也会积极扮演起正统中华王朝的“天子”；但是在以中华文明的方式统治“中国”的同时，他们又从长久维持政权的目的出发，采用了以“民族”牵制“中国地区存在着王朝”的政策，将位于“中国”以外的自己的民族集团故乡等，视为一个牵制汉人的民族地区。包括后来的清王朝，由征服者建立起来的中华王朝—征服王朝，不仅会将“中国”和他们自己原来的民族地区从地域上进行隔离，而且都会在民族地区中坚持他们独自的、民族的、传统的政治和文化制度，从而通过这种地区、政治和文化制度上的多元化，形成了一种“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模式”。其具体政策可以总结如下：

*，拒绝汉人进入这一民族地区，中华文明在这一民族地区的传播也被严格禁止。第二，甚至不惜以牺牲本民族集团一部分人的生活幸福为代价，在这一民族地区内强行保留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构造。第三，从制度上拒绝汉人参与这一民族地区的管理，比如辽朝建立的“南北面官”制度。第四，虽然定正式的首都于中国地域，但是仍然通过一定制度，明示或暗示民族另一个政治中心。例如辽代有“四时捺钵”，元代有“二都制”，清王朝则实行了严格的满洲封禁政策，不许汉人移住清王朝的“龙兴之地”；还将盛京称为“奉天”，以对应中国内地汉人聚居区的“顺天”（北京）和“应天”（南京）地区。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依据民族集团为单位实行的隔离和分治，只是征服王朝的统治者在他们开始统治中国之初选择的一种统治方式。事实上，征服王朝的统治集团之后都会出现汉化、中华化的倾向，而随着汉化、中华化程度的发展，这种民族隔离和分治的政策迟早都会失去实际的意义。尽管各个征服王朝都会有“民族”的意识，但从多元型帝国构造或多元型天下体制再到多重型帝国构造或多重型天下体制，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所必然具有的历史趋势，这一过程表现出了中华大一统帝国的历史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部分及其性质。

中国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人对世界的原初认识，追溯到在这种认识之上的人类与自然神灵之间建立的契约关系，以及为了遵守这种契约关系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人之间、个人•共同体•社会•国家四者之间、文化与政治之间、权威与权力之间 、民族属性与文化属性之间关系的认识。只有在这一宏观认识的基础上，才能够正确掌握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脉络，理解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在各个时代的发展演变，理解各时代的民族关系和各个政权处理民族问题政策的得失，并进而思考近代民族问题发生的原因，找到解构近代民族问题的钥匙。